三、篆刻艺术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
篆刻作为艺术商品进入市场，其表现形式不外乎两种：一是作为收藏品存在；一种是作为实用品存在。
1、“古印”的收藏。是将篆刻引入欣赏领域并推向市场的重要方面。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印谱辑录之风的兴起，“古印”的购藏，成为一种“时髦”。 明末施一山《购得古铜印歌》有：“我独倾囊古印换，累累大小堆书案”之句颇见世风。自明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至清末，约有千余种印谱问世，收录的古印未可计数。笔者仅选取明清流传广泛的集古印谱，比如《顾氏集古印谱》《范式集古印谱》《师意斋秦汉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19种，即存印40945方，当然，这中间有许多因递藏转迁而重复收录者，如何昆玉在《《吉金斋古铜印谱》自序中记述：“番禺潘毅堂舍人官京师时，广搜古铜印，约一千三百余事，拓为《看篆楼印谱》与《程荔江印谱》相同者十之七八，……舍人殁后，其侄季彤观察得之，……观察已殁，古铜印为人窃去，入质市中，……予乃以重价得之。”这批古印四转其手，至清代又被陈介祺收归万印楼所有。客观地看待古印的存世量，韩天衡先生估计有两万方左右。这些古印的流传、买卖，体现了其商品价值，成为篆刻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时印”的收藏。亦即同时代印人的作品，用于印谱的辑录和收藏。《忍草堂印选》程原自序：“或购石，或搜谱，一一流传有自。”即是讲述在辑录印谱时收购何震印章的实例。明张灏《承清馆印谱》自序中也说：“复不惮多方购诸名刻，尽其神刀鬼斧之工，登之谱，为一集矣。……客有少予者曰：闻子床头金已尽于二谱，而顾以有用供无用，不亦佐乎？”为购印章、出印谱，倾尽家财，真执着者。周亮工在《书江皜臣印谱前》中也写道：“他日有余资，当倩石工（陶石工）一一临摹为一谱，以传其人。”所请陶石工即是当时印人。吴晋《宝砚斋印谱》序中曾记述：“今天下藏印之多，无如栋园周司农（周亮工）矣。当司农盛时，四方操是艺来者履常满。”给周亮工刻印的人摩肩擦踵、踏破门槛，足见其盛。而陈继儒在《忍草堂印选》序中也叹道：“新安何渔雪先生，去世二十余年，海内购其印章，如古玉铜器。”距何震卒不过30年的吴奇也称：“何雪渔应胜，恨赝鼎多以乱真。”既言其珍贵稀少，也披露了当时收藏印章的风气。
当然，在印章收藏中，有些是冲着印石去的。周亮工认为：“印章莫过于市石。冻则其最下者。仆蓄老坑最夥。亦复最善，患难以来。尽卖钱糊口，买者欲得吾冻耳。”
3、实用的需求。一是艺术的使用；二是作为凭信的使用。是篆刻艺术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明一代书画家、收藏家数不胜数，他们对于印章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篆刻市场。从何震开始，印文的内容大大丰富“无语不可入印”，许多的文人士子、书画家、收藏家均拥有多方印章，甚至数百上千。何震自嘉靖29年刻制的第一方闲章“云深不知处”起，一生治印不下五千方，《忍草堂印选》序称：“又檄四方好事邮寄者，共得五千有奇。”是为证。仅何震就刻了这么多，依朱继祚所言：“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那得有多少印章问世？难怪吴正旸在《印可》中云：“余一生有印癖，自垂髫时游戏此道，辄为人所许可，然索之者众，余颇厌苦。”道出求印者太多的苦恼。据记载，周亮工收藏很丰富，尤喜印章，曾自谓：”生平嗜此，不啻南宫之爱石。”所交往的篆刻名手为其刻印多达千余纽。何震的知音汪道昆一次就以百印请文彭、何震刻印，其收藏必十分可观。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仅董其昌印就有120方。苏宣在《印略》中也谈到：“而余乌能独树之帜，第其间为名公大家、学士文人所睨之以为奇者，岂止数十百千？”当然，彼时名家之印并非易求，明郑查吴正旸《印可》小引说：“至有求一印十年不可得者。”看来不掏银子是要碰壁的。如谢肇淛曾云：“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履常满，非重直不可得。”诚然，书画篆刻家之间作品往来有些是互通有无，但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以市场规律来运作，明代书画取润已蔚成风气，书画家们已习惯市场运作。前面列举收藏家项子京送礼、送钱请文嘉书画刻印。祝允明晚年生活清贫，文嘉也是带上好的纸笔和丰厚的酬金，请祝书写了《古诗十九首》等。社会经济意识普遍增强，文人之间早已认可了有偿服务。
同时，“人人可入镌矣”， 印章受众面扩大，富贾乡绅、士子百姓的印章，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巨大的市场。吴暻在《宝砚斋印谱》序称林皋：“挟其技游公卿间，所到车骑辐辏，户限为穿”好不热闹。明末印人郑旼日记中曾记三个月中就为卜臣五次刻印，并云：“留卜臣楼头少话，致印章润笔，少济饥渴。”〔8〕社会需求与艺术需求成就了有明一代篆刻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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