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篆刻艺术市场的主要表现形式
篆刻作为艺术商品进入市场,其表现形式不外乎两种:一是作为收藏品存在;一种是作为实用品存在。
1、“古印”的收藏。是将篆刻引入欣赏领域并推向市场的重要方面。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印谱辑录之风的兴起,“古印”的购藏,成为一种“时髦”。 明末施一山《购得古铜印歌》有:“我独倾囊古印换,累累大小堆书案”之句颇见世风。自明顾从德《顾氏集古印谱》至清末,约有千余种印谱问世,收录的古印未可计数。笔者仅选取明清流传广泛的集古印谱,比如《顾氏集古印谱》《范式集古印谱》《师意斋秦汉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等19种,即存印40945方,当然,这中间有许多因递藏转迁而重复收录者,如何昆玉在《《吉金斋古铜印谱》自序中记述:“番禺潘毅堂舍人官京师时,广搜古铜印,约一千三百余事,拓为《看篆楼印谱》与《程荔江印谱》相同者十之七八,……舍人殁后,其侄季彤观察得之,……观察已殁,古铜印为人窃去,入质市中,……予乃以重价得之。”这批古印四转其手,至清代又被陈介祺收归万印楼所有。客观地看待古印的存世量,韩天衡先生估计有两万方左右。这些古印的流传、买卖,体现了其商品价值,成为篆刻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时印”的收藏。亦即同时代印人的作品,用于印谱的辑录和收藏。《忍草堂印选》程原自序:“或购石,或搜谱,一一流传有自。”即是讲述在辑录印谱时收购何震印章的实例。明张灏《承清馆印谱》自序中也说:“复不惮多方购诸名刻,尽其神刀鬼斧之工,登之谱,为一集矣。……客有少予者曰:闻子床头金已尽于二谱,而顾以有用供无用,不亦佐乎?”为购印章、出印谱,倾尽家财,真执着者。周亮工在《书江皜臣印谱前》中也写道:“他日有余资,当倩石工(陶石工)一一临摹为一谱,以传其人。”所请陶石工即是当时印人。吴晋《宝砚斋印谱》序中曾记述:“今天下藏印之多,无如栋园周司农(周亮工)矣。当司农盛时,四方操是艺来者履常满。”给周亮工刻印的人摩肩擦踵、踏破门槛,足见其盛。而陈继儒在《忍草堂印选》序中也叹道:“新安何渔雪先生,去世二十余年,海内购其印章,如古玉铜器。”距何震卒不过30年的吴奇也称:“何雪渔应胜,恨赝鼎多以乱真。”既言其珍贵稀少,也披露了当时收藏印章的风气。
当然,在印章收藏中,有些是冲着印石去的。周亮工认为:“印章莫过于市石。冻则其最下者。仆蓄老坑最夥。亦复最善,患难以来。尽卖钱糊口,买者欲得吾冻耳。”
3、实用的需求。一是艺术的使用;二是作为凭信的使用。是篆刻艺术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明一代书画家、收藏家数不胜数,他们对于印章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篆刻市场。从何震开始,印文的内容大大丰富“无语不可入印”,许多的文人士子、书画家、收藏家均拥有多方印章,甚至数百上千。何震自嘉靖29年刻制的第一方闲章“云深不知处”起,一生治印不下五千方,《忍草堂印选》序称:“又檄四方好事邮寄者,共得五千有奇。”是为证。仅何震就刻了这么多,依朱继祚所言:“工印章者毋虑数千家。”那得有多少印章问世?难怪吴正旸在《印可》中云:“余一生有印癖,自垂髫时游戏此道,辄为人所许可,然索之者众,余颇厌苦。”道出求印者太多的苦恼。据记载,周亮工收藏很丰富,尤喜印章,曾自谓:”生平嗜此,不啻南宫之爱石。”所交往的篆刻名手为其刻印多达千余纽。何震的知音汪道昆一次就以百印请文彭、何震刻印,其收藏必十分可观。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一书仅董其昌印就有120方。苏宣在《印略》中也谈到:“而余乌能独树之帜,第其间为名公大家、学士文人所睨之以为奇者,岂止数十百千?”当然,彼时名家之印并非易求,明郑查吴正旸《印可》小引说:“至有求一印十年不可得者。”看来不掏银子是要碰壁的。如谢肇淛曾云:“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履常满,非重直不可得。”诚然,书画篆刻家之间作品往来有些是互通有无,但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以市场规律来运作,明代书画取润已蔚成风气,书画家们已习惯市场运作。前面列举收藏家项子京送礼、送钱请文嘉书画刻印。祝允明晚年生活清贫,文嘉也是带上好的纸笔和丰厚的酬金,请祝书写了《古诗十九首》等。社会经济意识普遍增强,文人之间早已认可了有偿服务。
同时,“人人可入镌矣”, 印章受众面扩大,富贾乡绅、士子百姓的印章,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巨大的市场。吴暻在《宝砚斋印谱》序称林皋:“挟其技游公卿间,所到车骑辐辏,户限为穿”好不热闹。明末印人郑旼日记中曾记三个月中就为卜臣五次刻印,并云:“留卜臣楼头少话,致印章润笔,少济饥渴。”〔8〕社会需求与艺术需求成就了有明一代篆刻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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