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印一道，商周有之，而盛于秦汉，及至明代，始有篆刻一词。传文彭以灯光冻石治印，后从之者众，文氏遂被奉为文人篆刻鼻祖。数百年来，以江、浙、沪、皖为中心的印坛薪火相传，名家辈出而又流派纷呈，真万紫千红也。
吾邑桐乡，合旧时桐乡、崇德（清为石门县）两县，悉为弹丸之地，然地处沪、杭、苏之间，历来经济富硕，文化昌盛，故为篆刻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清《光绪石门县志》记载，明万历时崇德县人沈奇“工铁笔，摹秦汉文，苍古秀劲，与文彭齐名。”晚清以来，胡匊邻、钱君匋等先生皆堪为印坛巨子。于兹，可见其印学之绵延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君匋艺术院建成，以藏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三家印为海内首富而闻名遐迩；袁道厚先生等创办《篆刻报》与青桐印社亦名满印林。这些又说明今日桐乡的篆刻发展土壤肥沃。
春祥生于桐乡、长于桐乡，自幼即喜书法刻印，年逾舞勺即师承王勋研习篆刻。王勋兄为学谨严，授以印宗秦汉之理，教以坚实基础为道。春祥亲其师，信其道，于秦汉印心摹手追，乐而不疲，年未及弱冠，所作已初具规模。壬午夏，沈慧兴兄编成《桐乡印人传》，填补县域印人传之空白。春祥与小其一岁的费胤斌之作亦被收入，为最年轻之代表，年方十八九岁。《桐乡印人传》所录春祥印有二，曰“顺乎自然”“风采三秋明月，文章万里长江”，一朱一白皆以汉为宗，不见稚嫩而颇为老到，慧兴兄称其“篆刻布局工稳，气息通畅，字法安闲”，是为的评。
缘于对书画、篆刻之热爱，春祥毕业之后未从事所学之计算机专业，而是有志于书画装裱及金石传拓。遂从徐国林兄苦学三载,后迁居崇福开设“春泽堂手裱”。如此一来，春祥得以身不离书画、篆刻，所交亦多同道中人，眼界与思路进一步开拓。于篆刻而言，其能自秦汉印之外广泛涉猎古玺及明清流派印，尤以古玺式创作见长。如“月光如水水如天”“静者长寿”诸朱文小玺，参差有序、揖让有度，线条沉着而不失灵动之姿；“万法皆空”“靑出于蓝”等朱文小玺，则以巧妙的借边、残破以及笔画的粗细、挪让营造虚实之境；“崇德修己”“信手拈来自有神”等白文小玺，则能大胆地将某些文字或偏旁作斜势，再以穿插、倚靠统筹全印而得奇正相生之趣。然无论何种样式，春祥所作皆一如江南水乡之温润与雅致，这亦或与其生于乌镇，自小吴语喃喃，穿梭于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之间多有关联。
近岁，春祥又于鸟虫篆印用功颇勤。鸟虫篆文字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而鸟虫篆印则盛于汉，惜随即式微，至文人篆刻兴起，亦少有人问津。若论鸟虫篆印大家，则首推方介堪先生。马国权先生曾评方氏云“不独无一字不可作鸟虫篆，亦无一字有违字理画趣，虚实映带，和谐调协，妙在亦书亦画之间”。今人更有韩天衡、吴子建等先生独辟蹊径，形成各自风格。春祥所作以汉玉印鸟虫篆为宗，旁及历代大家，参以古器物纹饰，可贵处在于能深入传统而有自我取向，体现了其追求绚丽多姿而又能力避过度装饰的一面。如“虚怀”一印似有汉玉印“石贺”线条细劲、字形舒朗之致，然细较之下则可见已化方折为圆转，变苍劲为润泽矣；“鹤寿”“龙吟”等印，则在汉鸟虫印的基础上略参青铜纹饰而使印面语言更加丰富，同时能有意识地用疏密、残破打破平衡而重塑平衡，亦颇见匠心。
春祥是幸运的，生长于篆刻的富硕之地，自小能得名师指点。近二十载学印生涯，入展、获奖次数之多，令人惊奇，堪为印坛年轻的老将。诚然，春祥所作亦颇有可商榷处，如所作古玺印似雕饰有余而略失天趣，所作鸟虫篆印或空灵略欠而稍显拥塞。丰子恺先生认为篆刻艺术“经营于方寸之内，而赏鉴乎毫发之细，审其疏密，辨其妍媸”“书画同源，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故于篆刻而言，功夫既在印内，也在印外，正所谓“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幸而有王勋兄时时耳提面命，春祥亦善思，能深知其理，故于工作之余勤练书法，时染丹青。倘能再深研印学，博古鉴今，其勇猛精进之势必不可挡也，其前途又岂可限量哉!
戊戌寒露前一日
蔡泓杰于古墨莲花斋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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