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几位重要的金石名家中，吴让之长期以来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个；这种忽视的产生，时代艺术风气的转变是原因之一，然对于其人艺术成就研究的匮乏恐怕才是核心问题。早在1978年日本就举办了吴让之大展，并由谦慎书道会编著了《吴让之的书画篆刻》一书；在长达三十几年的时间里，这本书都是吴让之唯一且最为重要的综合出版物。国内的吴让之展则要迟至几年前澳门博物馆所举办的吴让之、赵之谦联合大展，而其个人稍成体系的出版物，则更是直到今年10月才出现。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深思的怪现象，不仅与吴让之在晚清金石书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符，也与其篆刻作品在当今市场的受捧不符。
但关于吴让之的成就，他的同时代人和近代前贤早有定论，赵之谦说“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让之一人而已”，沙孟海说“那种轻松澹荡的境界，邓石如谱中不曾有过”，潘天寿更是直言“稳练自然而不着力气，神游太虚若无所事，即邓氏或逊之”，都认为有超过邓石如之处。而最入木三分的评价来自吴昌硕，他说吴让之“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鉨探讨极深，故刀法圜转而无纤曼之习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学邓石如还不如先学吴让之，这是十分具有历史眼光的一句话，因为篆刻只有到了吴让之这里才真正做到了所谓的“印从书出”，书法与刀法都完成了系统性的建设。这也与吴让之自述其“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模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完全相合。其中还有一大关键点就是吴让之早年对于秦汉印的深研，以及这种这分营养对于其转学邓石如后所形成的印风的作用，这正是后来人所很少注意到的。
吴让之于印作向来懒于署款，多数印作或署穷款，或干脆不署名，故其有明确纪年的印作十分罕见，这无疑增加了考察其印风前后期变化的难度。此方“卜生盫”“虚过盫主”“寄心盫主”三面印应该是吴氏传世篆刻作品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件，其创作时间跨度竟然超过三十余年，在一件作品中便可见其人三十年艺术风格的转变过程，就算放眼整个艺术史也是十分罕见的特例！在边款中，吴让之用长跋记录下了此印不平凡的经历：
此石汪君冬巢属余刻卜生盫，时在壬午。冬翁去后归程君雪问。余不忍磨，为之刻虚过庵。程君去后归于砚山，又复姓汪，三君皆工词。三十年来而一一如昨，可慨也已。乙卯九月，让之。
关于此印的所有信息都在这段文字中得到最忠实的保存，由此我们知道是印最早乃为汪冬巢所刻，“卜生盫”是汪氏斋号，时为道光二年壬午（1822），吴让之年二十四岁，这是目前有明确纪年的吴让之最早印作。汪冬巢为汪潮生（1777-1832），字汝信，号饮泉、冬巢，江苏仪征人。他是乾隆六十年副贡生，工花卉画，善填词，有《冬巢词集》《冬巢诗集》。汪冬巢大吴让之23岁，在年龄上与吴氏之师包世臣同辈，包世臣曾为之撰写《汪冬巢传》；吴让之早年经常向其请益诗词文章，汪氏诗集中存有《抄书赠吴熙载》一诗；此印应是当时问学之余，作为前辈的汪冬巢嘱咐年轻的吴让之所作。在晚年为学生黄锡禧《栖云山馆词存》所作跋语中，吴让之还回忆到：“余今年六十有九，文业久废，回忆少时，奉教于常州周保绪、李申耆、董晋卿、张翰风诸先生，扬州之汪冬巢、王西御诸公论议，几同隔世。人琴之感，不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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