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澍（1825-1872）说赵之谦（1829-1884）“生有异禀，博学多能”。赵之谦是一位通才式的艺术家，在清代书法史、绘画史、文人篆刻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笔墨。特别是在中国文人篆刻史上，他承上启下，锐意开拓，将金石元素引入篆刻创作，其“印外求印”的理念被后世诸多印人追捧，进而创出新貌，因此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此次中贸圣佳2023秋拍“凿山骨—金石书画篆刻专场”中的Lot.2111“人书俱老”与Lot.2112“绩溪翁”便是赵之谦分别于1871年和1872年为胡澍所刻。朱文印“人书俱老”长宽均为3cm、高5.8cm，六面平素方章；“绩溪翁”长4.5cm、宽1.7cm、高7cm，雕有子母螭虎钮，材质皆为青田石。体量之大，存世少有；且为闲章，内容文人趣味十足，更是近些年市面罕见。同时，这两件作品也是学习赵之谦篆刻的范本作品。最早的出版可见于1912年西泠印社吴隐辑的《赵撝叔印谱》二集原钤本、197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的《赵之谦印谱》，以及1981年的《中国篆刻丛刊》第二七卷—赵之谦等十个重要出版，作品之分量由此可见。并且都能以完好的品相留存至今，乃艺坛的一大幸事也。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巅峰。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作品，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赵叔孺、易大厂，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篆刻（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
赵之谦是浙江绍兴人，在早年学习篆刻的时候正是浙派篆刻最兴盛的时期。在篆刻大师丁敬之后，后起者如蒋仁、黄易、奚冈等人以丁敬为师，逐渐形成了浙派，以结体方折为主，用刀碎切的面貌特征。更后一辈的篆刻家如陈豫钟、陈鸿寿、赵次闲则更进一步把这些风格语言特征固定化和程序化，形成了当时风行一时的浙派。因此赵之谦的早期篆刻作品和对篆刻的认识都打上了很深的浙派烙印，尤其是深受时代相近的陈豫钟、陈鸿寿、赵次闲诸家的影响。从赵之谦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在三十岁前后开始了由浙派转学邓石如的过程。除了篆法的变异，在用刀上，赵之谦早期也是使用典型的浙派切刀，后期的作品基本是冲刀为主，但区别于吴让之的爽利而较浅的冲削刀法，赵之谦的冲刀入石很深，同时运刀中有微妙的抖动，因此线条质感趋于凝涩，这也是他早期浙派切刀的影响。在为沈树镛（1832-1873）所刻的“树镛审定”一印侧，赵之谦刻下边款云：“悲庵作。此有丁、邓两家合处。癸亥。”
赵之谦，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悲盦、思悲翁、无闷等，斋号二金蝶堂、苦兼室、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等。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郡会稽县。祖上为宋宗族裔，后徙居绍兴后世代以市贾为业。赵之谦少时家境殷实，藏书丰富。25岁时其父松筠公病逝，家道中落，以至于卖衣续食。同年他结识了时为绍兴知府的缪梓，次年入缪氏幕府。在缪府的七八年时间是赵氏人生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与早前已结识的胡澍相处日久，胡澍对赵之谦的篆书篆刻风格造成重大影响。他也曾几度亲历战役事，正所谓“除了见习经世资政之术外，也外为治学为文和人生进阶拓开了一条道路”。赵之谦31岁中举人，34岁结识魏锡曾（1828-1881），得观魏氏所辑《西泠六家印谱》。至年底，魏氏为其收辑咸丰癸丑以来印蜕边款制成《二金蝶堂印谱》。次年入都，与同在京师的魏锡曾、胡澍和后来结识的沈树镛结为挚友，并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24字印，“此以志一时之趣”。他与吴昌硕（1844-1927）、厉良玉（1865-1940）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与任伯年（1840-1895）、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在绘画上，他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其以书、印入画所开创的“金石画风”，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其魏碑体书风的形成，使得碑派技法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从而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典范；在篆刻上，在金石学研究的背景下，赵之谦将钟鼎、秦权、诏版、碑褐、镜铭、造象、瓦当、砖记等古代文字，融会贯通，运用于印面上，扩大取法对象，使篆刻艺术的内涵更加丰富，也为篆刻艺术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以“印外求印”继续发展开辟了崭新道路。
胡澍（1825-1872），清代医学家、金石家。字荄甫，一字甘伯，号石生，绩溪人。精通音韵训诂学，长于金石，擅于篆书，能画梅。书法清刚朴茂、遒爽精劲。治印朱文恣肆雄浑，白文雄厚静穆。在上节24字印中，胡氏尊列最前，一是年岁稍长于其他三人，二是学识受众人认可之故。胡澍与赵之谦同好金石书画，又为缪府同门。因此孙慰祖先生认为赵之谦篆刻由浙入皖的转折跟与胡澍的交往有很大关系：“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他与书法上推崇邓石如的胡澍同在缪梓幕府多年。赵之谦篆书、篆刻入邓石如法，胡澍的影响显然是不能忽略的。”不仅如此，通过赵之谦的年表就可以了解到，胡氏是持续并深刻地参与到赵之谦金石书画活动中，且对赵氏的相关活动也比较了解的。据资料，赵之谦前后曾为胡澍治印 21 方，都可见于《二金蝶堂印谱》。
目前已知的传世赵之谦的印作，大约有三百八十余方，其中个别可能系伪作（或原石印面被磨之后，后人重新依印拓的补刻）。现在主要分藏于浙江桐乡钱君匋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西泠印社及日本私人藏家如小林斗庵等。固然不能说明赵之谦一生刻印只有这三百多方，但赵之谦不为一般外人刻印，则是事实。胡澍曾说：“扔叔素覃思经世之学，薄彼小技，聊资托兴，随作随弃，常无稿本。又性不耐为人刻印，故交求者间得一二，非真知笃好，或靳不与。”从传世作品的上款看，受印人的确多为知交师友。而且赵之谦南下到江西任官后，几乎不再刻印，即是此件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Lot.2111）之后，从此就“誓不操刀”（赵之谦江西任上同僚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张鸣珂在书中记录赵之谦自己的说法：“平生艺事，皆天分高于人力。惟治印，则天五人五，无间然矣。”赵之谦的一生书画创作数量较大，主要出于应酬和售卖，但由于印章是除了为自己，便是为知交师友所刻，因此均全力以赴，绝无泛泛酬应之作，这是在传世著名篆刻家中最为突出的优点。因此，赵之谦在篆刻上花费的心神精力是最多的，经常有出其不意的艺术追求和处理手法进发出来，即便是一段较短时问之内的印作，也不是按照一个风格套路来操作完成的，这又是他的书画作品无法比拟的。他自陈在篆刻上下的心力最大，并不是虚言。
例如赵之谦传世名作—“为五斗米折腰”，是其38岁为自己所刻；约41岁所刻“安定佛再世坠落娑婆世界凡夫”、43岁所刻“汉学居”、44岁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包括本次呈现的赵之谦刻于其43岁的朱文印“人书俱老”、47岁的“绩溪翁”等等，皆为同一时期所作，都是在他印风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54岁为潘祖荫刻《赐兰堂》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唯一所刻的印章，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方章。由此可知，成熟时期几年中其所刻也不到70方，更体现其印章的珍贵性。
在赵之谦二十八、九岁之后，开始取法邓石如，使用冲刀法。原本浙派切刀的习惯还保留着，因此赵之谦所用的冲刀，与邓石如，尤其是其传人吴让之比较起来，直立而下，入石更深，同时也更短促，一个笔画的完成多加分刀以求涩势。而邓石如和吴让之都走刀更爽利、更长。如此件“人书俱老”一印，印面放大看，冲刀与切刀交织使用，他为了求得线条质感的迟涩，以平衡篆字结体的敬宕婀娜。这种冲切结合的手法，后来吴昌硕受此影响比较大。成熟期的赵之谦印作中，对印章的整体感的把握非常出色，几乎无印不完整，既没有支离怪厄的毛病，也绝不平庸无奇态。印中各个文字姿态各异，但都能在印面中相互挪让牵连，宛如个整体，让人有短一分则嫌短，长一分又显长，布置非常妥帖。
胡澍给赵之谦印谱做序时，在赞誉赵之谦印外求印、融会贯通的独到处之后，专门提到赵之谦印作的刻款：“更推其法，以为题款，直与南北朝摩崖造像同臻奇妙。”高度评价了成熟期赵之谦边款的取法和所达到的高度。如同他在印面上印外求印，多方探索一样，赵之谦在印章边款上开创性也是前无古人，后有大批的效仿者的。赵之谦早期学浙派印风时，边款也是使用浙派通行的倒丁状的刻款手法。由于当时赵之谦的书法受何绍基书法的影响，因此也带有字形相对宽博的颜体特征。而当他在同治二年到北京之后，山于专心收集整理研究金石拓本，开始尝试着以北朝碑刻、墓志、造像题记的字法和刀法来刻边款，字形如其书法，做方匾之体，但用刀上非常细腻，有特色。以往他刻边款，基本是一刀成一笔，而此时则是一个笔画往往分做两三刀完成。有时是笔画中间下刀，分别向左右两侧行到，刻出笔画形状。有时是按行笔方向下刀，但使刀如使笔，有入有收，有提有按，最后在笔画末端可能还重新起刀做结，完善笔画形态。这样，赵之谦的北魏体边款刻法，就既有刀感也有笔意，与北魏墓志的刻法基本相同，绝不是早期倒丁状刻法所刻比拟。如前面所举的“人书俱老”“绩溪翁”的边款，因字形较大，容易细察出其刀法的丰富性。
赵之谦的印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以“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诗句，赵之谦曾书此语）的气魄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篆刻创作作为一种字法的高度艺术表现形式，篆与刻的关系在赵之谦作品中体现的十分清楚，注重字形的处理与提炼，讲求文字材料的发现与运用，在清代“印中求印”，“印从书出”的治印原则基础上，更加主张对字形的“炼”，这种“炼”字的手段以诸多当时可见的新文字材料为料为依托，不断丰富、强化字形结构的内美所在，并一以贯之的使用于书、画、印的创作。（徐海《赵之谦篆刻研究》）
相较中国书法与绘画，篆刻艺术创作自清以来应该是有明晰发展的一门汉字造型艺术表现形式，它在当下发展有理由抗鼎前朝，在基于现今丰富的文字材料的出土发现，以及篆刻作为一门可以独占于书、画、之外的一门独特文人创作形式。赵之谦作为清代开风气的一代大师，沙孟海在《印学史》称“从他死后到当今一百年，本国及日本印学界学习他体制的接踵而起……”，这足以说明其影响与艺术价值，研究赵之谦篆刻的价值所在，应该对当今的篆刻创作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注：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
参考/ 徐海《赵之谦篆刻研究》、孔品屏《赵之谦和他的二三孤峻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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