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印尤其是汉印，以其丰富的审美类型和深厚的内涵，一直是明清以来印人学印的重要途径和赖以开派出新的宝贵源泉。但在西泠八家生活的年代，印坛却存在着以临仿汉印代替创作的“赝古”风气和妍巧甜熟印风流行的景况[1]，正如余正先生所说：“‘崇尚秦汉’是文（彭）、何（震）而后印家创作的宗旨和指南，从提倡复古，到墨守不化，几百年间，秦汉印的优良传统，已从祖宗家法演变成印学发展的桎梏，被蒙上了厚厚的历史尘垢。”[2]于是，如何超越时弊、独创新意便突出地摆在了浙派印人的面前。
一、浙派印人“自然天趣”审美观的确立
艺术贵在自然，是中国重要的传统美学观念。庄子云：“既雕既琢，复归于朴。”[3]认为雕琢之后应向更高的美学境界——“朴”回归。在书画艺术领域，这一观念可追溯到汉代蔡邕所提出的“书肇于自然”[4]的观点。
明代中晚期，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李贽和后起的公安派分别提出了“童心说”和“性灵说”，倡导“自然天趣”的审美主张。这一思潮波及到印坛，则表现为沈野在《印谈》中正式提出了“自然天趣说”并加以阐释[5]。到清初、中期，在《篆刻十三略》《敦好堂论印》《印戋说》等极具影响力的印学著作中，“自然天趣”的篆刻美学思想已趋于成熟。乾隆时期，性灵文学思潮迅猛发展，反映于书画界，则表现为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突出个性和创造的扬州画派的迅速崛起。作为兼善书画、金石学、诗歌的浙派印人，在长期和扬州八怪，以及崇尚陶诗平淡自然风格的厉鹗[6]等诗人交游的过程中，在艺术观上受其影响、同化，“自然天趣”的审美观得以形成。
丁敬是最早论述篆刻自然天趣之美的浙派印人，在《论印诗》中，他有：“古印天然历落工，阿谁双眼辨真龙。徐官周愿成书在，议论何殊梦呓中。”[1](867)的诗句，此外，“新元印信”（图1）的印款“古人墨迹留遗，每于不经意处得自然妙趣，非后人可问津也”认为，要获得自然之妙，关键在于“不经意”。在这样的审美观作用下，丁敬极力倡导“浑脱自然”的印学风格，并在自己的得意之作上题刻边款予以论述：“容大用至耄耋期颐之年，见其浑脱自然，当益知其趣之所在矣。”[7]
图1 新元印信
丁敬之后，从蒋仁对“画角描鳞”[8]般刻意做作的反对态度，黄易对奏刀感觉“有意无意之间”[1](732)的强调，奚冈从陶诗中领悟到的自然而然之妙，陈豫钟对董洵、巴慰祖、王声、胡唐四人“无天趣”“笃古泥规模”的批评，陈鸿寿“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而时见天趣”（蒋宝龄《墨林今话》）的主张，钱松对陈鸿寿印风“天真自然”[9]的评价来看，“自然天趣”审美观是浙派印人普遍具有的审美观念。
二、“自然天趣”审美观下的浙派仿汉式创作
得益于“自然天趣”的审美思想，浙派印人在研习汉印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其审美内涵，逐渐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突破口，融个性于汉印风格，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面貌。
（一）遗貌求神的仿汉思路
浙派印人学习汉印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形成了“遗貌求神”的仿汉思路。这一思路的形成，有三个重要的根源：一是对前人印学思想的继承；二是对汉印美学内涵的不断探索与深入理解；三是基于他们在诗歌研究中形成的艺术思想。“遗貌求神”仿汉思路的形成，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仅帮助他们实现了从对汉印外形的摹拟向深入把握其精神气质的飞跃，更使他们获得了一双独特而敏锐的慧眼来看待汉印传统，最终为其成功创变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浙派篆刻兴起之前，清初印学家在篆刻思想上首先取得了重要突破。吴先声的《敦好堂论印》即认为，在学习古代优秀作品时应持“追求义理，通其规律，不可盲目”[10]的态度，并明确提出了“学汉印者须得其精意所在，取其神，不必肖其貌”[1](178)的主张。而徐坚在《印戋说》中也认为：“作印之秘，先章法，次刀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摹，神不可摹。……得其神，则形之清浊妍媸，不求其肖而自无不肖也。”[1](290)不但进一步阐发了遗貌求神的临摹主张，还突出强调了刀法对于传神的重要性。两篇印学论著的刊行，无疑为浙派的仿汉实践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
浙派印人学习汉印之所以采用“遗貌求神”的方法，还建立在深入把握汉印内涵的基础上。丁敬将汉印置于古印中的无上地位，还将汉印概括为“尔雅”[7](24)、“朴实浑厚”[11]，奚冈提出的“浑朴严整之外，特用强屈传神”[8](138)、“（汉印）无不朴媚，气浑神和”[8](143)这些论述均反映出浙派印人对汉印精神气质探索不断深入的过程。
此外，浙派印人在诗学研究中形成的艺术观念则是他们确立“遗貌求神”观点的重要契机。奚冈曾说：“陶诗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以不求甚解之妙旨也。……使必刻意求深，不伤于穿凿则失于支离也。”[11](848)陈鸿寿也认为：“诗之为道，不可刻舟求剑，要在弃貌追魂。”[11](859-860)从二人的论述可见，从对“刻意求深”的反对到“弃貌追魂”主张的提出，正好反映出自然天趣审美观与“遗貌求神”观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在这三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西泠后四家时，浙派印人“遗貌求神”的仿汉观念逐渐清晰并成熟起来。陈鸿寿曾明确提出，学习汉印“必求神似”乃是“最上乘”的方法[8](190)。到赵之琛时，这一观点已完全成熟：“仿汉印不求形似，惟求神似……”[1](746)“摹汉朱文篆字固难，而刻时尤贵参己意，若一味求似，不过为汉人舆台（意为奴隶）而已。”（如图2）
（二）对汉印自然流动之美的探求
丁敬对于篆刻自然之美的论述，除前面所提到的《论印诗》外，还有一段非常重要却不知为何没有刻完的印款：
李四兄精于篆，最爱余篆刻，比之何雪渔、丁秋平。余谓古人铁笔之妙，如今人写字然，卷舒如意，欲其姿态横生也；结构严密，欲其章法如一也。铁笔亦然，以古为干，以法为根，以心为造，以理为程。疏而通之，如矩泄规连，动合自然也；固而存之，如银钩铁画，不可思议也。参之笔力，以得古人之雄健；按之章法，以得古人之趣味；合之……[8](131)
图2 松影涛声
图3 集虚斋印
这段款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许多值得后人研究的印学思想，尤为可贵的是，还可从“舒卷如意”“动合自然”等词语看出丁敬对篆刻自然性的深入认识。虽然这种自然性并没有特指汉印，但显然是涵盖汉印的。此外，前面提到的“新元印信”款和他的《论印诗》都反映出丁敬对印章自然美追求的一贯性。
丁敬之后，浙派诸家对汉印自然之美的追求均可从他们的印章创作和印款当中找到证据，如钱松就在“集虚斋印”款（图3）中写道：“坡老云，天真烂漫是吾师，予于篆刻得之矣！叔盖。”[8](74)自得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还有点欢呼雀跃的味道。
浙派印人中，最早述及印章流动之美的是黄易：“吴秋野作印方整中有流动之致，砚林翁极称之，小松师其法。”[1](733)为了求得这种生机“流动”的美感和韵致，他曾进行过一番深入地研究，如他在“得自在禅”印款中（如图4），就把汉印流动之美归结为隶书笔意的保留，并进行了很好的尝试：“汉印有隶意，故气韵生动。小松仿其法。”
黄易的这些有益尝试，也得到了同派印人陈豫钟的激赏和佩服：“然究不若司马之流动为可愧。”[8](168)此后，浙派后期的赵之琛也继承了这一审美追求：“汉铸印工整中有流动之气，得之匪易也。”[1](745)可见，这种追求流动之美的审美趣味在浙派印人中，不但是普遍现象，延续时间也比较长。
（三）对古印自然浑厚之美的探寻
赵之谦曾说：“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自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貌。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12]他认为，只有自己和钱松领悟到了烂铜印“浑厚”的妙处。其实，浙派对于汉印自然浑厚之美的开掘，早在丁敬时就已经开始了。
图4 得自在禅
丁敬虽然没有留下直接对浑厚之美进行论述的文字材料，但从其创作实践看，他不但已经涉足于当时少人问津的烂铜印，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翻开丁敬的印谱，这种烂铜印风格的作品（图5—7）比比皆是：
图5 启淑私印
图6 张榕之印
图7 半塘外史
从这些作品来看，丁敬对烂铜印的模仿，虽然也使用了通过让印面残损的手段来实现自然剥蚀的效果，但绝没有仅仅停留于“斑驳”上，而是以“自然天趣”的审美旨趣为基础，进一步将“自然”和“浑厚”这两种汉印的重要美学品格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浑朴自然、古拙老辣的艺术风格。此后，西泠八家中模仿烂铜印的精品佳作可谓层出不穷，这些都证明了赵之谦对浙派印人的误解。
从印学观点看，成书于顺治年间的《印指》可视为浙派追求浑厚之美的理论先导。经过丁敬等人在创作实践上的不断探索和积累，陈鸿寿成为了理论方面的总结和开拓者。在丁敬“赵贤”“端人”两面印的观款中，陈鸿寿说：“砚林叟作两面印，赵端人先生旧物也。文孙次闲持以见示，浑厚醇古，直诣汉人，叟之技进乎道矣。”[8](41)
评价黄易作品时，他进一步延展了“浑厚”的美学内涵，将篆法的浑厚也列在其中：“寿生得此印赠余，不独篆法浑厚，石亦良美，略作数字记之，如见故人而亲模范也。曼生。”[1](743)
钱松不但是浙派浑厚审美观的继承者，还是真正将烂铜印审美旨趣发扬光大的重要印人。他不但用“浑厚”来概括黄易的印风，在实践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地孜孜以求。他曾对《汉铜印丛》进行过深入学习，获得了非常深刻的体悟，通过反复临摹、取法大量的烂铜印，不断提炼升华最终形成了“稚拙淳古、烂漫天成”[9](73)的独特面貌。他不但将“浑厚”视为毕生的审美追求，还时常用“浑厚”来激励其弟子胡震：“戊午七月廿有二日，叔盖（仿）汉凿文，长稚精书翰，勤手拓，再十年后，便加浑厚矣。汉字上脱仿字。”（如图8“修如意室”款）胡震也对他心悦诚服，大为称赞：“用腕之雄，运气之浑，直造汉人。”[1](604)
图8 修如意室
陈振濂先生评价浙派说：“追求高古浑朴的印风是丁敬开创浙派篆刻的一大贡献，从审美史上说，是阳刚取代阴柔；从风格史上说，是朴茂拙实取代矫揉造作；……是以上古之趣取代近世的流俗之媚，或许还可以更进一步说：是以上古质朴的工匠心态去矫正近来浇薄浮浅的文人狭隘趣味。”[13]这是对浙派追求自然浑厚之美的最好总结。
结 论
以丁敬为先导的浙派印人在同期印学思想的影响下，以印章“自然天趣”审美旨趣为出发点，艰难探索和不断开掘汉印美学内涵，形成了“遗貌求神”的仿汉观念，并运用于自身的仿汉实践当中，最终在观念和技法上取得了突破。
浙派印人的仿汉实践，在继承与创新这对矛盾中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既成功与“工细刻板”“甜熟流丽”的时风拉开了距离，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超拔于“赝古”的泥沼。究其根源，是建立于对汉印美学内涵的深入开掘之上的，而这种开掘正是浙派“自然天趣”审美观渗透于创作主体之后的结果。
张云霁（大理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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