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庵（1880-1960）初名寿祺， 字维季，后更名禔，以字行。别号锄石农、微几、屈瓠、印佣、罗刹江民、石奴、福庵居士，晚年又自号持默老人、持默居士，别署游艺室、苦晚斋、春住楼、麋砚斋。遗有《福庵藏印》、《罗刹江民印稿》、《麋研斋印存》、《麋研斋印存重辑本》、《麋研斋印存重辑本续》、《福庵印稿》， 以及《说文部属检异》和《麋研斋作篆通假》等。
十二即解 爱好印章
福庵先生生于杭州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祖父（琅琊王氏武林支系十五世）王言是清嘉庆戊寅恩科举人，父亲王同（1839-1903）是清光绪丁丑科（1877年）进士，为第二甲第三十七名。曾授刑部福建、江西司主事。辞官归养后以教书、考证校勘金石碑版、著书立说为乐，历主梅青、黾山、塘栖、慈湖各书院讲席，期间以长紫阳书院最久。同伯先生有四子，其长子王寿抟为清光绪丁酉科举人。三子王寿保（后更名绮，字定叔）虽无功名，然工书，写墨梅得金农法，偶亦刻印，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四子便是福庵先生。在如此环境熏陶下，福庵先生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学，对金石书刻之癖好已开始渐入骨髓。他曾说:“余年十二即解， 爱好印章，见汪（启淑）丁 （敬）两氏印谱，辄心仪焉”。他边勤奋学习， 边用心搜集浙皖前贤之作，于1907年二十八岁时辑得《福庵藏印》十六卷，内中收印人自丁敬至陈雷共39家、印章254方。从其藏印中可看出：内中收入西泠八家的印有105方，即占20.5%的印家之印却占总收印的41.3%，可见其对西泠八家情有独钟；也收入邓石如、吴熙载等皖派和其他流派印人之作，说明其已开拓视野，对优秀传统兼收并蓄，不使自己局限在一家一派之中。这些，都为他以后确立书法篆刻一代宗师之地位夯实了地基。
钟以敬为王福庵所刻
在此之前，福庵尚未弱冠时结识了长其十四岁的杭州金石书刻家钟以敬。钟氏善篆刻，法西泠浙派诸子，精整隽雅。在其留下的印作中，有宗陈鸿寿的，有仿赵之琛的，有拟赵之谦的，各印均深得神似，故当时同道推为浙派巨擘。其时虽负盛名，但对后学的福庵热情勉励，真情相待，遂结金石书刻忘年之交。在其刻的“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一印的边款云：“王子福庵嗜金石，工篆分，而于猎碣尤得古奥之致。己酉孟春摘许书后序语属钟敬治印……遂于溽暑中挥汉奏刀焉，既竟并刊原句于石侧。……”近三百字的款识尤为精到，恰似秋堂转世。由于长期穷困潦倒的生活，使钟以敬身心憔悴，过早地谢世。在其所刻的“福庵书翰”一印之侧，福庵补款曰：“越生社兄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归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补记，时距公殁正一祺矣。”又在其篆毕未刻的“麓山游客”印的边款上，福庵补曰：“越生为余篆此印，未及奏刀遽归道山。今于遗箧中检还亟刻成之，丁巳二月福庵记。”钟氏曾为福庵刻印逾百钮（存《麋研斋印存》中），可见当时印坛前辈对后学诲教不倦，后学对前辈谦逊敬重。福庵如此集众家之长，为日后成为印坛新浙派领军人物奠定了基础。
《糜研斋印存》及续集中所辑名家篆刻（部分）
名噪湘鄂 誉满京师
20世纪初，刚过弱冠之年的福庵先生任教于钱塘学堂，即崇文书院，教余常与杭州古籍版本、金石书画大收藏家——八千卷楼主丁氏后人丁仁（1879-1949）过从于西泠孤山，切磋艺事。后又与金石书画家叶为铭和吴隐于1904年一同创设建立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经创始者们十年一番苦心经营，社会贤达慷慨相助，于1913年西泠印社正式命名。
福庵先生除精通二篆，嗜好金石书刻外，亦擅算术，遂于1913年辞去教书工作后，以测绘技术供职于铁路局。在至1919年的数年中，他奔波于沪杭、湘鄂路局之间，除工作外，时常为友人写字刻印，曾刻过一方印曰“幕天席地”以自况。1915年，先生辑成了他第一部印谱——《罗刹江民印稿》，内中所收之印皆为福庵先生于1914、1915年在湘（湖南长沙）鄂（湖北武汉）工作时所作。那时先生三十五六岁，个人治印风格尚未完全形成，处在转益多师阶段。印面章法、文字结构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汉及明清前辈名家，如白文仿陈曼生、赵次闲、吴让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赵撝叔。此谱只钤印面，未拓边款，全8册，共收入254方印蜕。福庵的金石书刻早年已闻名于浙江东南一带，中年旅居长江中游，其书刻艺术又有新突破，求书乞刻络绎不绝，遂名声大噪于湘楚川汉间。
王福庵印风影响甚巨
1920年春，福庵先生受聘于北京政府印铸局为技正，同事者有唐醉石、冯康侯等。1924年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 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参与《金薤留珍》印谱钤拓之事。京城乃千年古都，当时虽帝制废除，共和方兴，然仍不失为政治文化之中心。清室遗老，贝子贝勒，文士骚客，学者藏家热衷于传统文化中的诗、书、画、印。进京不久，福庵先生书印艺术便有声于京城艺坛，文人名流为之倾倒，索书求印，络绎不绝。如为皇族画家溥儒刻“旧王孙”、“西山逸士”、“心畲书画”和“腰下宝玦青珊瑚”等。期间，福庵先生还应邀出任由画家金拱北之子金潜庵创办的“湖社”画会顾问，还被聘为由庄慕陵、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金满叔共建的“圆台印社”导师。福庵先生南艺北传，致使京城艺坛吹起了一股典雅隽永之风， 并影响着后世。如曾是先生寓京时包车夫顿群 （立夫），由于亦好此道，在先生点拔之下，终成麋研斋传人，后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篆写政府大印。
鬻印沪上 鼎足天下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福庵先生作为印铸局技正随之南下，翌年遂客南京。由于秉性使然，不愿为官 对闲居，自食其力之生活的想望日益强烈，并常常反映在书刻作品中，如“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等等。1930年11月，先生决意引退，虽获再三挽留，而去志已坚，遂将眷属悉数迁沪，静候开缺。在“青鞋布袜从此始”一印边款中曰：“庚午冬日，自金陵之沪，心闲神怡”，又在“不使孽泉”一印边款中记：“庚午冬月辞官来沪，卖字渡日，刻此识之”。从此以后，先生心无旁鹜，专攻艺事，个人面目，日臻完善。这从以后几年出版的福庵印谱中可完全得到证实。
山水有情草木香、春宵无梦不钱唐、但恨贫分学问功
1934年出版的《现代篆刻选》1至9集中，第3集便是《王福庵印存》，内中收印120方，这些印大都为先生寓沪鬻艺时所刻之精品。1936年，由宣和印社所辑的《麋研斋印存》（16册） 问世，前有赵叔孺署扉，其中除先生己作之外，既收有明清印坛前贤佳构（如第1册），又有前辈好友精品（如第2至5册为钟以敬给福庵所刻之印，第6册为唐醉石给福庵所刻之印，第7、8册为赵叔孺、丁辅之、马衡、吴东迈、冯康侯、方介堪、叶露渊、陈巨来等人给福庵所刻之印），“其间名人手迹可式楷模，亦有朋好石交凭中契阔”（福庵语）。印存共收印345方，真是详详大观。1938年，仍由宣和印社所辑完成《麋研斋印存续辑本》（4册），前有高野侯署扉，谱内皆为先生创作之闲章152方。披览此正、续二集，先生印艺之继承发展，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当时治印者皆欲得一部以为揣摩，故而没多时便难觅于世上。1943年，先生入室弟子吴朴堂和江成之又为其辑成《麋研斋印存重辑本》（4册），扉页仍延用赵叔孺题署，收入福庵先生所刻闲章200方，由宣和印社钤拓发行，以此津梁后学。
上海博物馆藏《糜研斋印稿》及《续集》
先生非常勤奋，每天5点起床，便写字刻章。上午，弟子登门请益时，书写作品已挂满房内。先生刻印时喜欢仰躺在藤榻椅上，两手肘搁在扶手上（这种刻印姿势是自1925年在北京触电伤好后，坐着刻觉得不舒服而改的），嘴里含着烟斗，边吸边刻。1949年后， 先生步入古稀之年，然壮志不衰，于书于印，仍矻矻以求，曾刻“不须计较更安排， 领取而今现在”。他先后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并在1955年任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委会主任。
1952年3月，先生门人吴朴堂手拓又辑得《麇研斋印存重辑本续》（1册），收入福庵先生所刻闲章77方，此时先生人印俱老。这些印大都是福庵先生曩昔随兴奏刀，有些将成未峻，有些还未作最后修整，故为前谱所无。1953年，上海宣和印社出版了《福厂老人印集》（1册），其中收印75方，内录之印皆为丁仁、秦康祥、楼邨、张石园、方约、任书博等好友所作的名号和鉴藏之印。至此以后，福庵先生因年老力衰，目力不济，刻印渐少，不久便封刀了。纵观先生一生治艺历程、60年刻印生涯，初效八家，后溯秦汉，融会浙皖，终成新浙派领袖人物、印坛一代宗师；并以其无穷的艺术魅力已影响了、且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篆刻家和刻印爱好者，使新浙派薪火不灭，代有传人。
福庵先生为了弘扬书艺印学这一中华国粹，让后学有更多的资料可借鉴，先生亲自捧了他的《福厂印稿》共78册 （另一复本为一百零一册，现藏上海博物馆），内存印8875方，送到上海图书馆。据当时馆长顾廷龙先生生前回忆说，福庵先生这种嘉惠后学的精神真是可敬可佩，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就在他去世前一年的1959年，先生又将其毕生所刻精品闲章三百余方捐赠上海博物馆。先生归道山后，家属遵其遗愿将其书、画、印、谱、扇面等2768件捐赠予他亲手创建，又使他梦魂萦绕的西泠印社。
王福庵先生捐赠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原石
先生虽已往，书印艺长留，其艺术成就与贡献，前人早有定论：
精熟西泠旧八家，却从秦汉返清华。（柳北野句）
端容振铎江湖下，砥柱中流一大家。（沈茹菘句）
印继八家传一脉，书工二篆卓千秋。（姚羲民句）
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曾分天下三。（沈禹钟句，吴为吴昌硕，赵为赵叔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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