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仅以篆刻名世的职业篆刻家实在是凤毛麟角，当我们仰观民国篆刻家这个光耀闪亮的族群时，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篆刻之外，或为金石考据的学者，如罗振玉、王禔、马衡、王献堂；或是学贯中西的哲人，如陈衡恪、李叔同、夏丏尊；或是才艺兼擅的大家，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等。
▲邓尔雅篆刻作品
此外，南社作为民国著名的文化团体，其社员均为文化领域中才华横溢、造诣精深的各类精英，有不少在篆刻艺术方面颇具成就，如李叔同、黄宾虹、蔡哲夫、邓尔雅、谈月色等。因此，民国篆刻家群体基本上是由文人雅士所构成的艺术群体，他们多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其中尤以金石考据、学者教授、书画家为多，这也是民国篆刻群体的一大特色。
▲罗叔重篆刻作品
虽然军阀割据、外忧内患的残破局势扰乱了民国秩序，但是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追求，又使得文人对民主、自由的精神情有独钟。他们无不彰显自己的独特个性，或清高狂放、鄙视权贵，或恬淡归隐、避世厌俗……民国造就了多样化的文人情性，基于文人群体的篆刻家同样以个性展示为推重。
▲来楚生篆刻作品
作为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篆刻，得益于大批著名书画名流、古文字学家、金石考据学者的进入，使得篆刻沿着复古之旅向前推进，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所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但是，民国文人个性独立、才情彰显的风格，却是实实在在地波及篆刻艺术的创作与表现之中。虽然，秦汉印章依旧被人们视为正宗，但是，一些勇于创新的民国篆刻家敢为天下先，以敏锐的目光审视、研究那些古朴、深邃的古文字。将商周甲骨、金文、秦汉碣石、砖瓦、碑刻，宋元的瘦金、押书等文字大量用于篆刻创作，使篆刻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
▲齐白石篆刻作品
印坛巨擘齐白石刻有“不知有汉” ，并跋“余之刻印不能工，但脱离汉人窠臼而已，同侣多不称许……”这“脱离汉人窠臼”既是印人逾越陈规，力图创新的精神展现，也是文人力除精神桎梏，挥洒个人才情的心声。
1899年，甲骨文被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至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随即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前后对甲骨文进行15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甲骨学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也深受书法篆刻家的喜爱，更为篆刻艺术提供出一个新颖的“印外求印”的天地。清末民初，印坛流派纷呈，印人们已基本涉足各种尝试，篆刻探索之途渐趋狭窄。民国篆刻大家简经纶，以其对古文字的钟情与敏感，避开常人大、小篆入印习俗，另辟蹊径，将出现不久的甲骨文字移入篆刻艺术，为当时印坛掀起了标新立异之风。其以古鉨章法的布局，以朴实洗炼的刀法，所创作的甲骨文印“若水” 、“处其一”等，均显质朴敦厚、凝练古穆、和谐自然的神韵，达到神形尽得的境界，堪称甲骨文入印的典范。
▲简经纶篆刻作品
在民国，还有许多如简经纶这样标新立异、不流从俗的篆刻家，如谈月色、罗叔重、来楚生等。谈月色的瘦金书印，于铁画银钩般的线条中，凸显出遒劲的力感与美感，在视觉上产生出强烈的动势与冲击。罗叔重避开汉印大道，自辟蹊径，以汉魏、六朝文字入印，独步印坛。其所刻“情之所重”“挹彼清芳” ，显露出恣肆飘逸、俊雅雄奇、流动遒劲、狂放孤傲的气度。而这样的艺术表现，也正是其独特的人格展现。来楚生虽然印风以“泼辣”名世，但毕竟是1949年之后的事了。将汉魏画像、古肖形印熔铸一炉，以动物、佛像、成语入印，是来楚生于民国时期为印坛增添的又一新途。其肖形印当时即已称雄印坛，冠绝古今。
▲谈月色篆刻作品
西学东渐给国人带来了新的认识、新的观念，篆刻家群体，必然也会在个人价值、精神自由上进行追求与实践。然而，篆刻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门类，不可能像音乐、绘画那样吸收西方艺术的滋养而进行改良，但是，篆刻家的这个主体的思想与精神受到西方文明价值的感染，势必反映于艺术的创作之中，由此使得艺术作品产生新的风格、新的面貌。
▲来楚生篆刻 肖形印佛像
正是民国那些感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篆刻家们，他们本着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印外求印” ，追求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使民国篆刻艺术呈现出独特、奇异、新颖、狷狂的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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