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牧甫，被誉为岭南篆刻之初袓，一生治印极多，然却失散各地，大部分原石已佚。幸而，其印谱存世量相对充足，为其印迹流传的主要载体。现所知见黄牧甫印谱，由1878年黄牧甫自辑《般若波罗蜜心经印谱》计起，到2010年林明、谢光辉辑《黄士陵印存》，超过60种。本文对存世黄牧甫印谱作一概述，不论原钤本、印刷本、专辑者、非专辑者等，举出所知见的重要传本及流布情况，并讨论其所收录印拓，以说明研究黄牧甫印谱的重要性。
黄牧甫（1849—？），晚清印坛最重要印人之一，安徽黟县黄村人，然其一生四处漂泊，曾活跃于安徽、南昌、广州、武昌等地区，以居广州时间最长，且对岭南篆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故又被誉为粤派、岭南派之初袓，受影响的印人包括李尹桑［1］、易大厂［2］、邓尔雅［3］、黄少牧［4］等，影响绵延至今。
黄牧甫，本名士陵，牧甫为其字，亦作牧父等，斋室名蜗篆居等。父亲黄德华，字仲龢，工诗文，通文字训诂之学，著《竹瑞堂集》。由于家庭濡染，年少便对篆学产生兴趣，八九岁开始习印。清同治二年（1863），因太平军与清军战，家园被毁，困苦失学，后双亲亦相继离世，为补生计及养育弟、妹，他被迫离乡到江西南昌谋生，曾于照相馆任职，后入广州，改以鬻书画、治印自给。至广州后，他结识了许多名流权贵，获得不少开阔视野的机会。先在1885年得皇亲国舅志锐［5］推荐前往北京国子监攻金石学，博览古迹遗物，奠定了深厚基础。后在1887年获金石学家、收藏家吴大澂［6］邀请，在广雅书局校书堂专门从事校刻，因而接触大量古代金石器物，成为拓展其艺术生涯的重要契机。1902年，再应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7］之邀，前往武昌协助金石遗存的整理及编辑工作。1904年由武昌回家乡黟县，四年后病逝，享年60岁或61岁。平生自著有《黄穆甫篆书日课》《穆甫杂录》《籀书吕子呻吟语》《续说文古籀补》《说文建首》《六书八类》等，辑有《十六金符斋印存》《陶斋吉金录》，并曾协助摹拓《石鼓文》《刘熊碑》。
黄牧甫一生治印极多，据其后人所称不下万方，然却失散各地，难以汇集，原石更成凤毛麟角。［8］幸而，其印谱的流传却相对丰富，故印章面貌得以保存，不仅为后世提供研究其印风的宝贵资料，也是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他的印章最早作于1878年，直至其离世当年1908年或1909年，仍见有存世作品。在约30年的创作生涯中，黄牧甫治印不断，作品极丰，以现存相关印谱所录为止，共见印蜕2400多枚，其中不包括傅抱石于《关于印人黄牧父》一文所提及有关失传的部分。［9］
今遗印蜕2400多枚当中，大部分辑录自其存世印谱；由1878年黄牧甫自辑《般若波罗蜜心经印谱》（图1）开始计起，直至2010年林明、谢光辉近辑《黄士陵印存》（图2、3）为止，所知见印谱共有64种（见于文后），大致可分为原拓本和印刷本。原拓本当然极为珍贵，当中有些印谱虽非黄牧甫专辑，但收有零星印拓属罕见或尚未见世之珍品。所知见印谱64种中，《般若波罗蜜心经印谱》《黄牧甫自存印谱》（图4、5）和《黄穆甫印存续补》三种印谱为黄牧甫生前自辑。前两种以复制品（印刷本）传世，后者之原拓本仍然完好，保留了不同阶段的印风面貌，其中以《黄穆甫印存续补》尤为重要。
黄牧甫晚年自辑《黄穆甫印存续补》共13册（图6、7、8），收印600多方，所载印章多为黄氏在广州及武昌所刻，对于研究其成熟期印风非常重要。因此谱尚未广为流传，属海外孤本，故目前任何有关黄牧甫的考述、论著，均未能涵盖这部重要资料。据今藏谱者所述，《黄穆甫印存续补》原为黄牧甫拓予其弟子李尹桑，李氏极珍宝之，晚年虽穷困，他物变卖殆尽，唯独留存此谱。但最后仍因生活所迫，将此谱归近人高贞白（1906—1992）收藏。1947年，高氏拟付梓广传，并请邓尔雅撰序，序成于同年。唯因故未刊行，邓氏所撰之序亦因印刷公司失火而散失。可幸邓序曾于《南金》杂志影印发表，附录谱中印拓数方，得以留存（图9、10）。［10］后高氏生前将谱传于香港林章松先生，林氏改此谱名为《黄牧甫印存十三集》，现存于其书斋松荫轩处。
《黄穆甫印存续补》每册规格未全一致，一页一印，间附边款，所收印拓，以有款者之纪年为依据，属黄牧甫32岁—55岁所刻之作，这段时期他前后寓居广州，及于1902年应端方之邀到武昌协助金石遗存的编辑工作。其中有王秉恩［11］、李尹桑、欧阳耘［12］、俞旦［13］用印集及自用印集，另有专册为其在武昌所刻，该册封面有黄牧甫手书“黄穆甫印存，光绪二十八、九年武昌所刻”墨书一则（图11）。《黄穆甫印存续补》集有113方印拓为其他谱录所未收，如“六朝金石有源流”（1890年，图12）、“读圣贤书乐神仙道”（1898年）、“以分为隶”（1900年，图13）、“少东”（1902年）、“茂德长寿”（1903年）等，揭示了黄牧甫成熟期印风多样而丰富的特点，极具研究价值。
原钤谱之重要者，另有王继香辑《止轩印印》［14］、陈融辑《颙园藏石》［15］、张鲁盦辑《黄牧甫印存》［16］、钱君匋辑《丛翠堂藏印》［17］、杨广泰辑《黄牧甫印聚四册》［18］及蒋乃勋辑《黟山人印存》［19］等。
《颙园藏石》（图14、15、16）、《黄牧甫印存》（图17、18）及《黄牧甫印聚四册》（图19、20）三谱制作、钤拓精美，收录印拓多属罕见之品，分量相当重。《止轩印印》为粘贴本，附黄牧甫自署题耑一则（图21、22），此谱暂未为任何文献所记，极为罕有。《黟山人印存》（图23、24）则为《黄穆甫印存续补》以外之绝世孤本，当中录有30印从未见于他谱，如“北平蒋迺勲印信长寿”（1885年）、“书为晓者传事为识者贵”（年份待考）、“秋月华馆”（年份待考，图25）等，虽大多没有署款纪年，但该属黄氏中年或以后的作品。
至于非黄牧甫专辑者，如无名氏辑《水仙花馆集印》（图26、27、28）［20］、陈之初辑《香雪庄藏印》（图29、30）［21］、杨砚山辑《修盦所见印存》（图31）［22］等，皆为绝少文献记载之稀有印谱，分别偶见黄印珍品，如“纯常子”（1892年或前）、“子静眼福”（1885年，图32、33）、“十二年中三度领”（1882年）、“真砚不损真手不坏”（1890年或前）、“何意百鍊刚化为绕指柔”（年份待考）等，甚为罕见。
另外，印刷本的分量亦不容忽视，如上述黄牧甫所自辑《般若波罗蜜心经印谱》和《黄牧甫自存印谱》初钤本已经绝世，其印刷本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唐存才于2007年发表《黄士陵早年印谱》（成书年不详，图34、35），收印拓68枚，主要为黄牧甫三十六七岁之作，其中有62方印为首次面世，如“怡侬倚声”（1884年）、“春生草堂”（年份待考）、“钱嵩龄印”（年份待考）、“顨之”（年份待考）、“贵筑邵芝字露九印”（年份待考）等，对黄牧甫蜕变期印章研究有极大助益。［23］戴青山编《黄牧甫篆刻作品集》（2000年）收录了黄氏印蜕约1800方，相当丰富，可谓全集，虽其中印拓流传甚广，但仍存有零星印蜕为他谱所未见。［24］
除此之外，黄牧甫儿子黄少牧、外甥叶玉宽分别辑有《黟山人黄牧甫印存》（1935年，图36、37）［25］和《黄牧甫印集》［26］，在初次刊行时，谱中印拓多为首次面世，后因其他谱录均常辑入其中印拓而广泛流传，然印拓“蒋乃勋印”（1882年）、“永声”（年份待考）、“臣填”（年份待考）、“慎余”（年份待考）等，仍为其他印谱所未收，足见二谱地位举足轻重。尤其前者，多次被后世重辑发表，例如《黄牧甫先生印谱二册》（澳门绿本，图38）［27］、曾绍杰《增选黄牧父印存》（1977年，图39）［28］等，故其中印拓得以广泛流传面世。
另，董建撰《新见黄士陵残谱考》一文，刊出十多方印拓为未见于他谱者，如“芙初手笺”（年份待考）、“启蓉长寿印信”（年份待考）、“黄启蓉长寿年宜子孙”（年份待考）、“老芙五十后作”（年份待考）等。［29］据董氏所称印拓皆辑自《黄士陵残谱》，但因此谱未见，较难辨析。
事实上，在大部分原石已佚、文献匮乏的情况下，黄牧甫印谱存世量的相对充足，确是其印迹得以流传的主要载体。今略论所知见的重要传本，盼对日后研究黄牧甫印谱及其传承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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