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篆刻艺术在秦汉的铜银牙玉印时期曾出现了辉煌灿烂的鼎盛气象，秦汉印诚为我国古代文化中一座珍贵的艺术营养宝库。然而，在其后漫长的年代里，这门古老而独特的艺术一度低落、荒寂了。宋代的文人如欧阳修、苏轼，元代的赵孟頫等均雅好用印，但当时的牙角晶玉印材决定了他们自己只篆不刻、交由刻工镌就。沙孟海《印学史》称“实际上米芾已曾自篆自刻，钱选也似自刻”，只是猜测，并无可靠根据。直到元末王冕以花乳石刻印，才为篆刻的中兴提供了根本性的促机——松脆印材取代硬质印材使文人们能自篆自刻，明清文人流派篆刻火热而迅疾地发展起来。文彭、何震吹起悠扬的清音，遥应秦汉风骨，远启诸派浩浩传人，俨然成为这股宏大浪潮中的巨人，而真正开立成派者，实自何震始。现代邓散木所著《篆刻学》归纳明清印人主要流派为：“曰皖、曰歙、曰浙、曰邓、曰黟山、曰吴、曰赵。”其首之皖派，即为何震开创，浙、邓、黟山、吴、赵诸派均何震传派或系其分支；而依沙孟海《印学史》观点，程邃上承师法何震的朱简，所以以程邃为宗的歙派也可视作“后皖派”。
何震（约1530-1541年生，1604年卒）字主臣，号雪渔，又字长卿，今江西婺源人（婺源长期隶属徽州、至今仍沿持徽州文化，故何震传派称“皖派”或“徽派”、“黄山派”、“雪渔派”、“新安印派”）。婺源山多地少，“农终岁勤劬，亩不获一人之口……农之苦孰有如婺者。”（光绪《婺源县志》）但婺源作为朱熹故里，“号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婺源乡土志》），何震生于此地不可能不受“崇文”乡风的浸染，他后来耽溺篆刻与此不无联系。迫于生计，徽州“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何震也离乡来到繁华的留都南京。他有幸结识了一向以爱惜俊贤著称的徽州同乡汪道昆。汪是歙县人，与张居正、王世贞登同科进士，当时正是南京的留守官员。何震因此有机会介入文士社圈，并从学吴门书画大家文征明之子文彭（字三桥）。虽然文彭年长三、四十岁，但他们相互问难质疑，谊在师友之间。清初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载；“国博（文彭）究心六书，主臣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可见何震受文彭影响之深，但他并非强识硬记，而是颇有个人独见。文彭前期仍用硬质印材，只篆不刻；后期偶得一批冻石，才亲自操刀。他的印风似其父画，温雅雍容，何震作为他的高足，印作中有些以圆融见称者，似有他的影子。比较何氏与文彭，这种影响是不难看出的，但总体而言，何震自成风貌。
从印文上看，文彭只是偶尔治闲文印，何震却再三地刻制雅句，如“放情诗酒”、“笑谈间气吐霓虹”、“沽酒听渔歌”、“听鹂深处”、“云中白鹤”、“渔烟鸥雨”、“树影摇窗”……，无不是在向人们展现一幅幅明代中叶文人们寄情山水田园的生活画面，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门画派画作中典型的“逸”境，忆起唐伯虎之类文人自命风流、纵情诗酒的传说。我们品读这些印作，不难料想何震豪放旷达、追求野逸的性情，也许正是这种性情派生了他在艺术上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体现在艺术风格上也便自有一种独特境界与气魄。何震刻制的闲文印如此大量，在印学史上开创了篆刻讲求印文俊雅、与诗文紧密联系的新风尚，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篆刻在“印信”之外的独立艺术功能的自觉认识。
当时文人搜集秦汉古印已成风气，顾从德、项元汴等大收藏家藏印数以千计，顾氏《集古印谱》尤为何震博参古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以鬻印为生、要兼顾印主的不同喜好，也迫使他不得不尝试多种形式。文彭则“自负家世，故非名人不为作”（《印人传》）。于是何震的印路较之文彭可谓宽广得多，以至于明俞安期誉之为“会通诸古印章，乃尽取其精……可谓集其成矣！”何震以山村布衣身份闯荡留都，为社会各阶层治印，客观上也为篆刻艺术在民间的推广起了一定作用。
何震曾出游边塞，由于得汪道昆推介，又时值太平，遂深受将士欢迎，“自大将军以下，皆以得一印为荣”。这段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作，边塞的雄浑川野更激荡了他的豪爽情怀，大多数何氏印作以猛利立格，于此也是很有关系的。从现存何震猛利刚劲一类印看，其中的白、朱文又略有不同。白文最多，无论闲章或名章，皆挺劲苍古，融汇了秦汉铸印之浑厚端庄、凿印之犀利峻迈，情韵盎然。一路布局盈满，笔画方折，或如“云中白鹤”、“渔烟鸥雨”，以驱刀如笔、切刀急就为主，线条涩辣、淋漓而痛快；或如“听鹂深处”、“查允抡印”、“谈笑间气吐霓虹”等，以冲刀为主、冲中带切，从容自然，沉稳大气。一些点画，尾部似颜鲁公楷书之燕尾捺，开叉却不失劲健，洒脱而猛利。又有工致圆润一路，如“吴之鲸印”，盘虬屈曲，流转生趣却不失硬健，可以窥见汉玉印的遗韵。另，何震还偶涉古玺，“汪东阳”印宁静温雅。何震留下的朱文印较少，与白文印相比，另具一种神彩。如“兰雪堂”，婀娜刚健，圆劲停匀，玉筋小篆遗意很浓；“无功氏”一印则略兼金文意味，细挺而不纤弱。对六书的精研于此略见。凡此种种，不是精探汉法、得其三昧者断不能为，近代孔白云所评“了无古意”恐怕是太失之偏颇了。
作为一位篆刻大家，何震的成就还体现在边款上。“印之具款，亦如画之题款，所以见郑重也。”（孔白云《篆刻入门》）然而，在秦汉铜印时代，由于印材坚硬，制印时并不具款。至唐官印方有边款，但直到文、何前，包括赵孟頫在内，印章边款均带有单纯实用的标注性质，远不可与印文之重艺术同日而语。文彭对边款有所推广，并注意到它的艺术性，惜其款字如同刻帖，稍嫌柔软，对后世影响不大。从何震起，边款才真正光大其制，可谓印款并重、珠椟相辉。他首创的边款以单切刀刻出，干脆利索、棱厉沉厚，才不愧是名副其实的“金石”款。兴许这也与他的豪爽有关？细看似一刀一划支离开松，综观则点画呼应，气韵贯通，浑然一体而富烂漫之气，艺术性是很高的。何震这种边款对后世印人，尤其对丁敬等浙派印人影响极大，时至今日，印款也仍然以这种刻法为最多。
何震在篆刻理论上亦有建树。他非常重视研习篆书，尝云：“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决不信也。”元人吾丘衍虽在《学古编》中强调：“凡习篆，《说文》为根本。”可是仍处硬印时期的他只能重在理论上进行探索。何震不仅明确地提倡六书、要求印人有高深的文字学和书法修养，更可贵的是他扎扎实实地验之于实践。在他的《续学古篇》中，总结了篆法的“三害”和刀法的“六害”，均是他追法古印和个人大量开拓的心得，岂是鲜于实践者所能为？何震对六书的精研使他收效显著，他的印“虽从迹入，性自神解”（《梁千秋印隽序》），经得起再三品读，回味无穷。周亮工称其印“无一讹笔”，这也影响到清代的书刻相融、极有成就的邓石如诸家。
在印谱史上，何震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个人印谱。宣和以来，印谱不少，然皆集古，非自作也。自何震开创自刻成谱，文人纷纷效从，至明末的短短时期，这一类印谱即有三十来部，清代印人自辑印谱更是不计其数。惜何震出的印谱已不传，只有后人摹刻本了。
何震篆刻在当时影响之大就已超出文彭，时人视其“片石与金同价”请他刻印者纷至沓来，现在能见到的这类印仍不少。陈赤赞他“为近代名手，海内推为第一。”晚明李流芳谓：“新安何长卿始集诸家之长而自为一家，其体无所不备，而各有所本，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称卓然矣。”摹刻者极多，海阳程基曾摹刻何震印八十四方；新安程原对何震更是崇拜，“大索主臣篆”，收石、谱达五千多方，命其子程朴选摹千余方，合为《何氏印选》。其他传何震学者甚夥，主要有扬州人梁千秋，休宁人朱简，歙县人江皓臣、汪关等，形成最早的文人印派——“皖派”。《印人传》道：“自何主臣继问国博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久之而黄山亦无印，非无印也，夫人而能为印也。又久之而黄山无主臣，非无主臣也，夫人而能为主臣也。”自此，我国篆刻艺术在荒寂了一千来年后，又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文人流派印得以蓬勃发展，其后的浙派、邓派及其传派皆从皖派导源而长流。
何震，作为皖派的宗师，“一剑抉云开”（魏锡曾《论印诗二十四首》中评及何震），为中国文人流派印的发展指明了正本与清源，并以自身的实践为之奠定了一个切实的高起点。他在中国篆刻史上建立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功勋，永受印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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