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一字现甫,号宝月山人、南屏隐君等。浙江钱塘(杭州)人。一生未入仕,以金石书画自给自足娱,性耽佛学,布衣而终。篆刻师事陈豫钟,风格峭丽隽秀。清劲俊逸,为西泠八家之一。他精于金石文字考据之学,阮元所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铭文大多为赵所手写。工诗文书画。篆隶楷行都自成风格,金文书法更别树一帜;山水花卉格超韵逸,皆得世誉。有《补罗迦室集钞》《补罗迦室印谱》等著述刊行。
赵次闲篆刻得陈豫钟传。他的祖父赵贤与丁敬、父亲赵典与陈豫钟均有订交之谊,他幼承家学,聪慧颖悟,及长即得以陈为师。但他不为师门所囿,博采前辈各家所长,融会贯通,自辟蹊径,以峭丽风格称誉印坛。好友郭麐评他:“秋堂贵绵密,曼生跌宕自喜,……次闲既服习师说,而笔意于曼生为近,天机所到,逸趣横生,故能通两家之驿而兼有其美。”
他的作品章法纯整,结字洗练,刀法挺劲,自然秀美。晚期代表作品如“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宝松阁”、“嗜好与欲殊酸咸”等。疏朗拙朴,古穆高妙,用刀纵心所欲,堪称炉火纯青之作。是他选择以汉凿印、汉玉印作为追求“有个性的汉印”的突破口,创作出最富个人特色、成就也最卓越的作品。
他的边款文辞隽永,字体纵长,略取斜势,用刀生辣清劲,富于金石趣味,至今还是后学效仿的典型。
他一生刻印以万计,是八家中作品最多、印的形式除丁敬外最丰富、取法古文字类最广泛的一位。他七十二岁去世,但存留七十岁、七十一二岁的印作亦不在少数,足见终老刀耕不辍。他创作态度认真,作品多且精美,流传也就广,声明远播。在嘉庆后期到道光年间,那时距丁敬去世已七八十年,前四家真谱已难觅见。所以时人后学唯陈(曼生)、赵是崇,把他们的作品奉为学习浙派的门径。陈曼生去世(1622)比赵次闲早三十年,赵的影响当然更大。这影响不仅是在本土浙江,而且扩展到整个印坛。魏锡曾就针对当时徽派的状况叹曰:“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
赵次闲成名后爱好者众,求件者不绝,创作数量大,应酬、程式化作品在所难免。有人说,从学效颦不辨妍媸,仅重形似传为陋习,过不在赵;也有人说,次闲弊生,流为习尚,颓风日下,浙派已衰亡。实际上在赵晚年,八家殿军、开创新风而有大成的钱松已崛起;次闲子赵懿,学生杨与泰、陈祖望、江尊等都已享誉,也卓成名家,其中江尊还是纵跨两个世纪传承浙派的人物。浙派仍生机勃勃,薪火不绝。“浙派后起而先亡”论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历来对赵之琛的评论大相径庭。赞誉的人,说他是多有创建的、浙派的集大成者,是浙派发展嬗变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讥贬的人,说他是浙派程式化“弊病生焉”的“末流”,是导致浙派衰亡之源。怎么来准确评价他,下一节我们结合一些史料印例来作讨论。
在西泠八家中,赵次闲印风形式的丰富多样,仅次于丁敬。他在传承浙派固有的风格形式外,还在漫长的艺术之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追求,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请看附图“小行窝”、“菱舟氏读”、“湘南”、“司樵燕”、“宝松阁”等印,均是西泠印社珍藏的赵次闲原作,风格独特而完美,超越当时,在其他七家中所未见。难怪后来曾有评家见到印拓,拘囿于对赵印风的“印象”,竟指称为伪作赝品。如果说这部分印风作品不太多见,那么,赵次闲众多的汉凿铜印、汉玉印印风作品,所达到的高度的艺术成就,已愈来愈受到专家和研究者的重视。
“瓦当当砚斋”印是赵次闲中年力作,以他对汉凿铜急就印风格的把握和神会,以浙派简约随意的字法结构,以爽快锐利的单刀切冲为基本手法,结合精炼含蓄的笔势和运刀中石质些许崩裂的古拙韵味,使全印风格在洒脱稚拙中见精神,使方折平直的线条充盈着立体感和动感。附图的“惯迟作答爱书来”、“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草堂近卜约斋邻”等等都是他的静心之作。高度的刀法技巧和潇洒飘逸的风韵让人赞叹。
他的汉玉印如“曾经沧海”、“臣书刷字”、“紫薇花馆翰墨”等印,风格和他汉凿印风相似,用刀藏锋,笔致更加含蓄。
赵次闲早期印风受陈曼生影响。陈曼生刀法苍茫,气势磅礴,无有匹敌者。他的性格和悟性幸运地在最佳点上结合,所以才能在汉铸印雄浑苍劲的印风上天才独到。赵次闲悟性高但性格淡泊,耽好佛学,作品自然流露出清劲渊雅又隽永的风格。他将陈曼生苍浑的刀法,化为劲逸轻灵的运刀之法,用刀表现笔势,开一门径。所以先师韩登安评说他“刀刀不露,刀刀可见”,语似相悖,实是方家识者之卓见也。浙派印风后来在衍生发展中,钟越生、王福庵、韩登安等等都在用刀上注意表现笔意笔势,把刀痕藏入笔意之中,把浙派传统的碎刀波磔生辣的风格,推向到蕴藉渊雅的新风格。
用了二小节的文字和众多印例来作介绍,是想让诸位尽可能全面了解一个完整的赵次闲印风。如果仅用一个贬意的“巧”字,用一个“习气”来冠评赵次闲是有失公允的。其实,诚如叶一苇先生所述的观点,如果能全面看到和分析赵的作品,而不仅仅看到一些(特别是有偏见者选出的)作品,那么颔首认同对赵贬评的人,可能会有新的评价。
写到这里,联想起一位当代著名篆刻家的两部印谱,一部是他生前厘定出版的印谱,仅收录印作百余方,全方位体现了他高深精湛的篆刻艺术。一部是他去世后出版的,把能搜集到的他所有的印作,包括明显的应酬之作,全部汇总展示。可以推想,这一定是违背他意愿的,对评价他的艺术创作也是不公正的。我们无意指责和批评编者,他们一定有自己善意的想法。但如果情况是把一个作者出色的作品弃之不顾,而是搜罗可以符合编选者自己观点的作品来佐证,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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