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印,后世篆刻艺术的典范,名家解读几枚汉代白文私印

汉印之所以成为后世篆刻艺术的典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庄重典雅、醇和古朴的审美理想,这种审美理想也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主流审美意识。汉代私印以白文印为主体,白文私印以匀满平正为基本风格特征。吾丘衍在《学古编》中言:“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吾丘衍的论述,无论是对篆书的取舍、印式的选择及基本特征等都是以汉印为皈依的,这些论述为“印宗秦汉”的观念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汉印中千变万化的创作手法构成了汉印创作的程式,不仅显示了汉印博大精深的艺术内涵,而且对后世篆刻艺术具有典范意义,并成为篆刻艺术赖以发展的基石和支柱。


 
丁苍之印

长孙山都

就汉代私印而言,为了适应印面布局的需要,往往会对印文的笔画进行增加或减省。增加笔画的情况比较少,主要是“丁”“山”等笔画极少的字,如“丁苍之印”“长孙山都”等。笔画的减省是汉印文字中较为常见的处理方法。“左子豫印”中的“豫”字,“薛就私印”中的“薛”字,笔画减省到极致,但并不妨碍释读。汉印文字的简化,往往通过减省笔画和简化笔意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如“张君宪印”中的“宪”字(“心”部被压缩到极致)、“王子辩印”中的“辩”字、“李赢私印”中的“赢”字,都是通过减省笔画和简化笔意的手法,将印文的某个部分压缩到极小的空间内。汉印中有些印文笔画较多,有时会采用直接省略某一组部件的方式,如“高庆私印”中的“庆”字省去了“心”部,“公孙庆印”中的“庆”字则省去了“攵”部。当然,我们在创作时不可妄为减省,最好能在古文字资料中找到依据。与减省偏旁部件相对应的是,汉印文字中还有重叠某一偏旁部件的现象,如“范贰”中的“贰”字、“宜士祭尊”中的“宜”字,这些现象比较少见,算是汉印文字中的特例。

宜士祭尊

汉印中有很多令人击节叹赏的杰作,在印面的处理上通过高超的手段营造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汉印的博雅和蕴藉往往由此产生。虽然汉印并不缺乏机巧,但汉印最为可贵的品质是简洁大方,是不事雕琢的平实之美。如“冯贺之印”“马忠之印”等印就体现出一种平实无华的美。“汉代优秀的印人更为关注的是整体的大气与庄重,气韵的高雅和完美,全印虚实、动静之间内在的协调与平衡。一切又都表现于不经意之间,显得自然天成,和而不同,仿佛本该如此,全无矫揉造作之气,又全然不可移易。”(祝竹《汉印技法解析》,72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

汉私印的材质除了铜印,还有玉印。今传世汉玉印约有五百方左右,只有“皇后之玺”和西汉早期的“淮阳王玺”两印为官印,其他均为私印。玉印质地坚硬,不易刻出粗线条,所以很少有满白文,也不宜于刻朱文印。玉印线条大都细挺刚健,起收笔处多为方起方收。而行笔则婀娜婉转,表现出与铜印异趣的特殊风韵。加之玉印不易腐蚀和磨损,两千多年前的玉印流传至今仍字口如新。玉质私印中有大量经典之作,如“刘疵”“魏嫽”“寿佗”“任强”等白文玉印,制作工艺精湛,文字婉转遒劲,结字整饬而体态灵动,均为玉印中的佳构。

刘疵 汉代玉质私印。纵22.5毫米,横22.5毫米。1978年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市洪家店汉墓,著录于《山东新出土古玺印》。

此印为典型的玉印风格,有种清刚之气,清刚的美学品质应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它的笔画锋芒毕现,而不以弹性见长。汉玉印清刚一路的代表作当首推此印。“疵”字七个竖笔,加上“刘”的“刀”部,均为平行布排,间距极为精确,表现的出一种繁密之美。因为“疵”字大量并列的长竖容易形成重复板滞的弊病,而“刘”字左边“卯”“金”的曲笔和斜笔对于整方印的节奏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加上全印线条的质感极佳,这就使整方印在葆有清刚之气的同时,又具有了舒展爽健之美。

魏嫽 汉代玉质私印。纵23毫米,横23毫米。现藏上海博物馆,著录于《上海博物馆藏印选》。

谷松章先生曾对汉玉印的代表作进行过统计,得出一条不成文的“十二笔法则”:在汉玉印中,由于两字左右并列的印,一般以竖笔为骨架来立章法,竖笔最多只能达到十二笔,才能在缜密技巧的同时保证纵横关系的协调及章法的明快,超过此数则易陷于繁琐。汉玉印最经典的作品中,十二笔的占很大比例。“魏嫽”就是这样的十二笔作品。

此印的转折变化十分丰富,或方折或圆转,既精美缜密,又舒展大方,是汉玉印的代表作。“嫽”字右下的“火”部两点作尖收,“魏”字下部的“山”部嵌合在“鬼”部内,使全印留红的间隙更为匀称,也避免了印面的四等分。“嫽”字的“女”部修长舒展,如同汉代舞女垂袖而立,这种修长的体势美也是汉代艺术美中最具代表性的类型。此印的每一笔都完美无瑕,汉玉印制作上的精工之美在此印中得到了充分得表现。

桓启 汉代私印。纵24毫米、横24毫米。1959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塘1号墓,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著录于《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

此印不仅印面精彩,而且历两千年毫无缺损。此印于直线中施以曲笔,增加了笔画的动感和柔韧性,如绵里铁,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制作得如此精美真令人惊叹。在结字上,严谨整饬,转折处圆转流畅,尤其注重笔画起讫处的交待,方角平出,峭丽挺拔。在印面安排上,“桓”字右半部压缩得极为狭窄纵长,避免了左右结构的松散。“启”字采用嵌合处理方法,变左右结构为嵌合半包围结构,此种安排使整方印在章法上更加紧结。

寿佗 汉代玉质私印。纵22.5毫米,横22.5毫米。上海博物馆藏,著录于《古玉印精粹》。

嵌合之法在汉玉印中运用概率较高,此印即是一方嵌合的代表作。“寿”字横笔排叠,形成十三个横笔的复杂字形。“佗”做了挪移嵌合处理,不仅将“亻”嵌合在“它”部之内,而且减省了“它”部左边的笔画长度,少了一个竖笔的位置,这种处理方法令人过目难忘,而且也使“寿”字的密集排叠有了一个宽松的空间,淡化了全印的纵横对比,其匠心真令人叹为观止。此印笔画处理上多用曲笔,即使是横纵方向的笔画也增加了它的弧势。特别是“佗”字,纵向的长线条处理得各有姿态,意趣盎然。

任强 汉代玉质私印。纵24毫米,横24毫米。现藏故宫博物院,著录于《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集》。

此印笔画细劲舒展,圆转流畅,结字自出新意,是汉印中挪移求匀的范例。为了避免“强”字“弓”部的右下方较空,因此把右下的“田”加宽以补空,正是由于部件的挪让错位,使整个字结体更加紧凑。“任”字笔画较少,因此横向上所占空间较少,“亻”的两条竖线为避免僵直呆板,并没有简单处理成直线,而是有一定的弧度,显得柔和婉转。此印在笔画的形态及走向上,均具有种温润之美,而且疏朗的布局也增加了此印舒缓柔和的气息。

邓弄 汉代初期铜制私印。纵23毫米,横23毫米。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新河五十四号墓,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著录于《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

此印横平竖直,转折处多施以方笔,字形、结构都十分规整。印面施以界格,印面下方有自然残损,使得印章显示出一种古朴之美。“邓”字巧用挪移嵌合,把原来的左右结构改变成上下结构,避免了“邓”字结构难以处理的问题。“弄”字下部盘曲类似九叠篆,弯曲缠绕的繁笔处理,使整个字布局茂密,从而与“邓”字相协调。“邓”字末笔的小弯曲,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线条的平直、结构的严整所造成的呆板和紧张感。

辛偃 汉代玉质私印。纵24毫米,横24毫米。广州博物馆藏,著录于《中国玺印篆刻全集·2》。

此印为汉玉印名品之一。风格上追求静穆工稳,线条处理得既硬又挺,以彰显印面的庄严与平稳。此印在线条的刻画上可谓细致入微,同向笔画的处理上注意了俯仰向背的变化,微妙的弧度表现出细腻流畅的笔意。在起收笔处处理得极为挺劲爽利,具有清刚之气,作者的篆刻功力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在印面章法的安排上,作者注意避让,两个字所占的布局空间并不相同。“辛”字笔画较少即占用了较少的印面,让“偃”字有足够的空间伸展。

焦牧、臣牧 汉两面印。纵14毫米,横12毫米。著录于《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玺印·下》。

界格是章法设计中重要的辅助手段,日字界栏等于把印面从横向一分为二,分为两个扁方的长方形,将日字界栏横放,等于把印面从纵向一分为二,分为两个瘦长的长方形。“焦牧”“臣牧”两面印,分别用了纵、横的日字格。

此两面印,在横向与纵向的直线中穿插曲线以增加印面的灵动之感,而且印文具有小篆笔意。两面一纵一横,或左右开张,或上下舒展,体势与界格浑融无间。“焦牧”印文整饬停匀,笔画以平直线条为主,转折处灵活圆转,整方印呈现出婉转端丽的面貌。“臣牧”在具体字形的处理上,作者将“臣”字笔画压紧占据较小的空间,与“牧”字下面较大的空间形成疏密对比。“牧”字中斜笔的出现及下面的留红,使整方印章看上去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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