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代， 随着金石学的兴起， 就已经有人开始对古玺加以搜集和着录， 但收集者重在收藏和着录， 并没有对古玺进行系统的研究。 真正对古玺进行时代、 文字、 形制以及国别的研究是从晚清开始的。 下文将宋元以来学术界对古玺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 关于古玺的着录
古玺文字是战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古文字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材料丰富， 在战国文字乃至整个古文字领域的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 有关对战国古玺的着录从宋代就已经出现， 如王俅的《啸堂集古录》， 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法帖》 等。 这一时期虽然已有古玺着录，但对其进行的考释很粗疏， 着录体例亦不完善。
真正对古玺进行比较系统的着录工作是从元代开始的， 如元代的杨遵有《印谱》 四册等。 明代以来， 很多收藏家将古玺刊行于世， 如明代顾氏的《集古印谱》（1575）等。 到清代早期， 对古玺的认识虽较前代为深， 但学者大多仍无法分辨出古玺的时代， 往往将其作为附录， 或者乾脆不予收录。 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 吴观均的《稽古斋印谱》， 乾隆三年（1738 年） 程从龙的《师意斋印谱》 等。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玺的认识还很溷乱， 分不清楚哪些是先秦古玺， 哪些是秦印或汉印， 更谈不上区分官玺、 私玺等， 对
古玺的研究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 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 程瑶田的《看篆楼印谱序》 开始认出古玺中的“私玺” 二字。 道光八年（1828），徐同柏为张廷济编的《清仪阁古印偶存》， 首次列出“古文印” 类目， 正式区分出古玺。
近代以来， 各种有关古玺的专书不断出现， 所收录的古玺数量都十分可观， 对所收玺印的分类也开始越来越准确。 如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1862） 正式标出“古玺” 类目， 并且分出“古玺官印” 、 “古朱文印” 等项， 并将其排列在秦印和汉印之前。 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1872） 也首次把“古玺” 单列出来， 并认识到朱文铜玺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 实属难得可贵。 罗振玉的《赫连泉馆古印存序》（1915）中指出， 古玺中有“成语印” 。 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1925） 中认定古玺文字为“六国古文” 等等， 这些都是近代以来学者们对古玺着录研究方面的成果。
新中国建立以来， 战国古玺除了传世品以外， 从地下出土也有零星发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出版的着录古玺的书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1981）、《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1982）、《吉林大学藏古玺印选》（1987）、《湖南省博物馆藏印选》（1991） 等。 香港学者王人聪的《新出历代玺印集录》（1983） 比较集中地收录了新中国建立后出土的古玺。
1981 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罗福颐主编的《古玺彙编》， 该书收录古玺达5700 多方， 是古玺着录书的集大成者。 该书将所收古玺分为官玺、 姓名私玺、 複姓私玺、 成语玺、 单字玺、 补遗等六部分， 为我们研究古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989—1994 年国际文化出版社印行康殷主编的《印典》 虽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 但其中收录了一些珍贵的印章， 也是不容忽视的。 90 年代以来， 又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战国古玺的着录书， 如魏广君的《古印精粹》（1994）、 天津艺术博物馆编的《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1997）、 徐敦德的《西泠印社古铜印选》（1999）、 来一石的《古印集萃（战国卷）》（2000）、《（明） 顾氏集古印谱》（2000） 等等，这些印谱都为我们系统研究战国古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二、 关于古玺的理论研究
关于古玺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罗福颐、 王人聪合着的《印章概述》。 在此基础上， 1981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罗福颐的《古玺印概论》， 这是一部关于古玺方面的通论性着作， 内容包括古玺印的书体名称、 历代玺印的纽制、 传世古玺的由来和类别以及古玺的时代考证、 古玺及封泥的辨伪等等， 为初学古玺者必读之书。
1981 年罗福颐发表了《近百年来古玺文字之认识和发展》一文， 对近百年来古玺文字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1984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 该书专列一章玺印的内容， 从理论上比较简洁地介绍了古玺的一些问题。 1985 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献唐的遗着《五镫精舍印话》， 该书涉及到古印谱、 印章形制、 印文考释、 玺印鉴赏等有关古玺印的知识， 对研究印学源流、 玺印出土、 流传情况， 以及研究古玺文字、探讨古代典章制度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96 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曹锦炎的《古玺通论》、《古代玺印》， 这两本书对古玺的时代、 古玺的认识和研究、 古玺的形制、 分类以及构形特点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2003 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叶其峰的《古玺印通论》， 该书从理论上对古玺的形制与篆刻、 官玺、 私玺、 成语玺以及肖形玺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以上这些关于古玺理论的专着， 都是研究古玺印的重要参考书。 最近几年也有不少站在艺术的角度谈论古玺的专着， 兹不赘述。
三、 关于古玺的文字考释及分域研究
与古文字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 有关古玺文字的研究起步较晚。 对古玺的考证研究始于清代末年。 光绪九年（1883）， 吴大澂完成《说文古籀补》 的编纂工作， 该书收录了古玺文字 570 多个， 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古玺文字研究的水平， 为后人研究古玺文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 年丁佛言编纂的《说文古籀补补》 和 1935 年强运开编纂的《说文古籀三补》都是在吴书的基础上编订而成的， 对古玺文字的考释都有涉猎。 此后，学术界对古玺印的研究发展比较缓慢。 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学术界对古玺的研究才重新热烈起来。 1958 年吴朴堂整理的黄宾虹遗着《宾虹草堂玺印释文》 在上海出版， 这是第一部以考释古玺文字为主的专着。 该书对许多古玺文字的释读精审准确， 对古文字学界研究古玺文字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此后， 关于古玺文字的考释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其中也涉及到对古玺的分域问题。 如： 朱德熙、 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 1972. 1） 解决了一些古玺中的疑难字。 1973 年两位先生又发表了《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文物》 1973. 12） 一文， 论证了战国时期以“ ” 为“官” ， 考释出古玺中的“官” 字以及从“官” 的字。
1978 年史树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从“夏虚都” 三玺谈夏朝的都城》，考证了“夏屋都左司马” 、 “夏屋都丞” 以及“夏屋都司徒” 三方玺，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讨论。 1980 年黄盛璋在《河南文博通讯》 发表《所谓“夏虚都” 三玺与夏都问题》 的商榷文章。 1978 年朱德熙在中国古文字第一届年会上提交《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 字》 一文， 考释出古玺中的“者” 和“都” 字， 对古玺文字有不少创见。 1979 年叶其峰在《故宫博物院院刊》 发表《考释几方工官印》。 1979 年和 1980 年石志廉分别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发表《馆藏战国七玺考》 和《战国古玺考释十种》， 介绍和考证了一些官玺， 对释文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见解。 1979 年在第二届古文字年会上， 于豪亮提交了《古玺考释》 一文，对“长平君相室玺” 等四方古玺进行了考证。 1980 年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 》（《考古学报》 1980. 3） 一文发表， 该文结合其他古文字材料， 考释出古玺中不同国家之间“市” 字的结构， 实属古文字考释的典范之作。 1980 年马国权在第三届古文字年会上， 提交了《古玺文字初探》一文， 对古玺文字的源流、 特点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八十年代以来， 有关玺考释方面的文章层出不穷。 如： 李家浩的《战国时代的“冢” 字》（《语言学论丛》 1981、 7） 考释出古玺中的“冢” 字。曹锦炎的《释 》（《史学集刊》 1983. 3） 一文， 考释出古玺中的“犊”字以及从犊声的一系列字。 裘锡圭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古文字研究》 1983 年第 10 辑）， 考释出古玺中的“脂” 、 “ ” 等字以及从这些字或偏旁的一系列字， 发明创见很多。 还有如： 罗福颐的《对古印章的认识》（《西泠印丛》 1981. 3）、 陈汉平的《释古玺文“堂” 字》（《考古与文物》 1982. 2）、 王人聪的《古玺考释》（《古文字论集（初编）》 1983）、曹锦炎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考古与文物》 1985. 4）、 何琳仪的《古玺杂识》（《辽海文物学刊》 1986. 2）、 王辉的《古玺释文二则》（《人文杂志》1986. 2）、 陈汉平的《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1986. 2）、徐宝贵的《战国古玺文字考释五则》（《松辽学刊》 1988. 2）、 石志廉的《战国古玺文字考释十一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9. 13-14）、 裘锡圭的《浅谈玺印文字的研究》（《中国文物报》 1989. 1. 20）、 吴振武的《古玺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 1989 年第 17 辑）、 刘钊的《玺印文字释丛（一）》（《考古与文物》 1990. 2） 和《玺印文字释丛（二）》（《考古与文物》 1998. 3）、 李家浩的《战国官印考释（二篇）》（《文物研究》1991. 7）、 李学勤的《中国玺印的起源》（《中国文物报》 1992. 7. 26）、 施谢捷的《古玺印考释五篇》（《印林》 1995 年第 16 卷第 2 期） 和《古玺文字考释五篇》（《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6. 4） 以及《古玺印考释十篇》（《印林》 1996 年第 17 卷第 2 期）、 徐在国的《古玺文字八释》（《吉林大学古籍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和《“信士” 玺跋》（《古汉语研究》 1998. 4） 及《战国官玺考释三则》（《考古与文物》1999. 3）、 白于蓝的《古玺文字考释（四篇）》（《考古与文物》 1999. 3）、吴良宝的《玺陶文字零释（三则）（《中国古文字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 辑）、 魏宜辉、 申宪的《古玺文字考释（十则）》（《东南文化》1999. 3）、 谭宏姣的《中国古玺文字考释两篇》（《考古与文物》 2000. 4）、刘信芳的《古玺试解十则》（《中国文字》 2000 年第 26 辑） 等等。 以上这些文章， 虽然都是以考释古玺文字为主， 但也间或谈及对古玺的分域问题， 都是对战国古玺进行分域集释的重要参考资料。
真正从理论上和文字考释方面对古玺分域最早进行探讨的当属李学勤。 1959 年《文物》 第 7—9 期连载了李先生的《战国题名概述》， 该文对传世的重要古玺第一次按地域介绍了其特点， 从而揭开了古玺分域研究的序幕。 从此， 很多学者开始站在分域的角度对古玺进行文字的考释和研究。 如： 石志廉的《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2）、 叶其峰的《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 3）、 赵超的《试谈几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 6）、 李学勤的《楚国夫人与战国时代的江陵》（《江汉论坛》 1982. 7）、黄盛璋的《“匈奴相邦” 印之国别、 年代及相关问题》（《文物》 1983. 8）和《战国“江陵” 玺与江陵之兴起因沿考》（《江汉考古》 1986. 1）、 汤余惠的《楚玺两考》（《江汉考古》 1984. 2）、 李家浩的《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江汉考古》 1984. 2）、 朱德熙的《释桁》（《古文字研究》 1985 年第 12 辑）、 郑超的《楚国官玺考述》（《文物研究》1986. 2）、 胡仁宜的《“大莫嚣” 古官玺》（《文物》 1988. 2）、 牛济普的《秦印琐记》（《中原文物》1988. 4）、 萧高洪的《秦印的特点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江西文物》1990. 3）、 王辉的《秦印探述》（《文博》 1990. 5）、 葛英会的《战国齐“徒氓” 与“爰土易居”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1 年第 15-16 期）、 刘钊的《楚玺考释（六篇）》（《江汉考古》 1991. 1）、 牛济普的《楚系官玺举例》（《中原文物》 1992. 3）、 邵磊的《秦代印章初探》（《印学论坛》 1993年） 和《战国古玺分域丛谈》（《南方文物》 1996. 4）、 董珊的《古玺中的燕都蓟及其初封问题》（《江汉考古》 1993. 4） 和《秦郝氏箴言款考释》（《中国篆刻》 1997. 4）、 曹锦炎的《释楚国的几方烙印》（《江汉考古》 1994. 2）和《上相邦玺考》（《中国文物报》 1995. 12. 17）、 罗运环的《论楚玺及其它》（《江汉考古》 1994. 4）、 王人聪的《考古发现所见秦私印述略》（《南方文物》 1994. 4）、 吴振武的《古玺和秦简中的“穆” 字》（《文史》 1994年第 38 辑）、 任隆的《试论秦官印及其艺术特色》（《文博》 1996. 6）、 何琳仪的《燕玺简述》（《北京文博》 1996. 3）、 王人聪的《秦乡印考》（《中国文物报》 1996. 2. 4）、 施谢捷的《释战国楚玺中的“登徒” 複姓》（《文物资料》 1997. 4）、 韩自强、 韩朝的《安徽阜阳出土的楚国官玺》（《古文字研究》 2000 年第 22 辑）、 吴荣曾的《对几方秦汉印章的考述》（《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 2000 年）、 陈松长的《湖南省博物馆藏出土玺印分期浅论》（《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 2000） 等几十篇学术论文， 都对古玺的分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同时也有一些专着涉及到古玺的分域问题， 如罗福颐的《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 1981）、 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陈世辉、 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 1989） 和《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曹锦炎的《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6）、叶其峰的《古玺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 2003） 等等十几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古玺文字考释方面的论文对古玺分域研究也有涉猎， 如： 李家浩的《战国时代的“冢” 字》（《语言学论丛》 1981. 7）、 尤仁德的《春秋战国八玺考释》（《考古与文物》 1982. 3）、 裘锡圭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古文字研究》 1983 年第 10 辑）、 朱德熙的《古文字考释四篇》（《古文字研究》 1983 年第 8 辑）、 吴振武的《战国“廪” 字考察》（《考古与文物》 1984. 4） 和《战国玺印中“虞” 和“衡鹿” 》（《江汉考古》 1991. 3） 及《战国玺印中的“申屠” 氏》（《文史》 1992 年第 35辑） 和《阳文秦印辑录》（《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 2000）、 曹锦炎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考古与文物》1985. 4）、 陈汉平的《古文字丛释》（《出土文献研究》 1985）、 汤余惠的《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 1986 年第 15辑）、 王辉的《古玺释文二则》（《人文杂志》 1986. 2） 和《秦印探述》（《文博》 1990. 5） 及《秦印考释五则》（《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 2000）、 王人聪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官印略考》（《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7. 3）、 韩自强的《安徽阜阳博物馆藏印选介》（《文物》1988. 6）、 徐宝贵的《古玺文字考释五则》（《松辽学刊》 1988. 2） 和《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中国文字》 1991. 15）《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七篇》（《考古与文物》 1994. 3）、 施谢捷的《“印” 之别辑》（《西泠印丛》 1989. 4）和《古玺印考释五篇》（《印林》1995. 16. 2） 等近十篇论文、 裘锡圭的《“诸侯之旅” 等印考释》（《文物研究》 1990. 6）、 何琳仪的《古玺杂识续》（《古文字研究》 1992 年第 19 辑） 和《古玺杂识再续》（《中国文字》 1993 年17 辑） 及《战国官玺杂释》（《印林》 1995. 16. 2）、 刘钊的《释战国“右骑将” 玺》（《史学集刊》 1994. 3） 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续集一》读后记》（《中国篆刻》 1997. 4） 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集》 释文订补》（《中国文字》 1998. 24）、 李家浩的《战国官印考释两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王人聪的《战国官印考释两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徐在国的《“信士” 玺跋》（《古汉语研究》 1998. 4） 和《战国成语玺考释四则》（《中国古文字研究》 第 1 辑，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及《战国官玺考释三则》（《考古与文物》 1999. 3）、 吴良宝的《玺陶文字零释（三则）》（《中国古文字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辑）、魏宜辉、 申宪的《古玺文字考释（十篇）》（《东南文化》 1999. 3）、 刘乐贤的《古玺汉印複姓合证三则》（《中国古文字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 辑）、 董珊的《新见战国古玺印一一七方》（《中国古文字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 辑）、 白于蓝的《古玺文字考释（四篇）》（《考古与文物》 1999. 3）、 谭宏姣先生的《战国官玺文字考释两篇》（《考古与文物》 2000. 4）、 刘信芳的《古玺试解十则》（《中国文字》2000. 26）、 叶其峰的《战国官署玺》（《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 2000 年） 等等。以上所列的论文和专着， 只是有关古玺研究众多成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由于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列举， 它们都是学者对某一方玺或某几方玺的考释或分域研究的成果， 有的对战国古玺的分域研究从理论上进行了介绍， 有的从文字的构成特点入手对分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都有独到之处， 为我们对战国古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
战国时期在诸侯纷争的舞台上除了所谓的战国七雄以外， 还有不少弱小国家加入其中， 有些国家的官制和风俗习惯以及所使用的文字风格等很相近， 而且不同国家的官制和风俗文化往往交织在一起， 这为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近百年以来， 学术界对战国文字进行分域研究应该首推王国维， 他最早将战国文字分为东土、 西土两大区域。 他在《史籀篇疏证序》 中云： “《史籀篇》 文字， 秦之文字， 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 至许书所出古文者， 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 ”① 其后，唐兰把战国时期的秦文字与春秋时期的秦文字以及秦代的小篆总称为秦系文字， 而把东方各国的文字称为六国文字。② 新中国建立以后， 许多学者对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学勤《战国题名概述》将战国文字分为两周题铭、 齐国题铭、 燕国题铭、 三晋题铭、 楚国题铭和秦国题铭六个部分，③ 对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 採用《题铭》 的五分法， 但并不以国家分类， 而以地区分类， 即以‘系’ 分类。 一系之内既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文字， 如‘燕系文字’ 、 ‘秦系文字’ ， 也可以包括若干国家的文字， 如‘齐系文字’ 、 ‘晋系文字’ 、 ‘楚系文字’ 等” 。④ 曹锦炎则将上述的二分法和五分法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战国文字“从总的方面来说， 当时的文字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东土、 西土两大区域， 五个系， 也就是先分区域， 后分系。⑤ 在对战国古玺进行分域研究时， 我们将採用何氏的划分方法， 也就是不依国家分类， 而是根据地区进行分类， 把战国古玺按照五个大系对官玺、 私玺和吉语格言玺等分别进行分、 归类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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