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印,系描绘、铸造或镌刻花写姓名或图案的印章样式,也称“押记”、“花押”、“押”。始于唐宋,盛行于元,延续于明清,至今仍在发展变化之中。
押记早在汉代、三国两晋时期就已经使用,到了南北朝时期称为“画敕”。到了唐代开始称为“花押”。到了宋代出现将押刻在玉印中。《宋史·高宗纪》中就有“必先书押而后报行”记载。南宋末年周密所撰《癸亥杂识别集》记载宋十五朝御押中说及宋太宗等用的玉押印。明代郎瑛《七修类编》有言“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清代张燕昌在《金粟笺说》也记录了宋代押印的使用情况。
唐代画押、押印已经使用
宋代押印多以青铜、黄铜铸成,一般官员中的色目人押印还有用石、象牙、牛角、木材等材料制成的,宰辅至一品的官员则用玉刻成押印。押印形制因身份而不同。
宋代流行没有外框的押印,较难摹仿,作为取信的凭记,宋朝几代皇帝均有自己的押印。元代盛行的多为长方形,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别称“元押”、“元戳”、“戳子”。纵意恣肆,敦厚质朴,拙中寓巧,无拘无束。有着特殊的艺术韵味。自此形制多样,类别纷呈。
瓷器底部手绘之押印宋代耀州陶瓷上已经出现,到了明清更为流行,其形制,楷书居多,虽有官窑之严肃整饬,但大多随意性强,民间气息重,有童真之趣,加之釉彩在烧制过程中色彩和形态的偶然变化,更增添了它的艺术趣味。
押印源流与类别
考证追溯押印的起源,应出于商周亚形图徽,故亚字假借为押字,亚字内之十字空白,为后世以十字画押之原始符号。
唐宋,当篆书印章日益衰落之时,通行文字楷书、隶书乃至行草书却进入印章领地,创造了印章又一光辉的篇章。到了元代,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数量上,尤其在私印领域里,都得到了辉煌的成就,开始了押印的时代。
晚唐五代等级稍低的官印——朱记,已出现隶化、楷化得趋向,有的已经完全是楷书的形态。此风流行更广,楷书的戳进已经广泛地见于砖瓦上。1995年至1996年初隋唐东都洛阳城外廓城砖瓦窑址清理出的方砖上,抑有楷书“左忠”二字,戳印有边栏,长方形,印文笔画方俊,顿挫分明。此窑址的上限不超过隋大业元年,下限不晚于唐开元十九年。1991年江苏镇江市花山湾古城遗址T3第三层下出土护城砖400余块,砖侧均有楷书铭文,款式为长方形,内容有窑名、地名、人名或工匠名,其楷书的风格含蓄朴拙。该层年代为晚唐时期。而且唐代文书墨迹已经出现画押作为信用标记的例子,如传世李隆基《鹡鸰颂》上的画押符号。这种草书其名以为私记,或画押代名的特异署名方式,也可以视为押印之一种。
宋代流行押印。宋十五朝御押均为画押印,而且五代、北宋在使用印记的同时,仍保留手书画押的方式,宋《癸辛杂识》、《癸辛杂识别集》对御押、押印、画押等均有图录和记载。宋代押印分有边框与无边框两种。古玉图考所载辅国玉押,及今传徽宗书画押形可见。继乃于最后一笔作横画甚长,上承押字,殆示此为末笔,引而横之,使人无可增益,用防奸伪,与西人签字末笔横长之意正合。迨后此末笔横画,变而极粗,如一厚边,沿为地平天成之地官押均方,押字颇难充满,上余空隙,因更于上作一横画配之,沿为地平天成之天,一横押之上边,一横押之下端,全印括为一体。宋代印戳瓦文也有长方形有边栏的,洛阳宋代殿址清理出土的素面布纹瓦上的“南窑”、“北窑”、“西窑”、“西窑王贵”、“南务田进”等印文均为长方形阳文,方俊挺劲,印戳有边栏,明显是抑印的文字。“沙随程迥”瓷印属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时代特征显著,《宋史》有沙随传佐证。天津博物馆所藏“言景吉”铜印也当是北宋的楷书印。姓名印的楷书化、符号化,不仅为篆刻的内容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为异族文字、具象或抽象图案的入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与很好的借鉴形式。
宋元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又一次大融合的时期,辽、西夏、金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元代则是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的王朝。北方各族在建立政权后,受到汉族文化和印章体系的影响,为适应行政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分别以自创的文字制作官私印记。这些印章大多有押印的特点。辽立国后,契丹大字、小字印章有汉字楷书的特点,铸造上有西夏、女真字的印章相似之处,印边往往内倾,印文空腔较深,字画多质朴率真,印纽出现人形钮,此类印章也有没边栏的,活泼生动,均属押印一系。元代印章最具有时代标志的是八思巴字印记。八思巴字是元代蒙古族统治者创制的拼音文字,当时作为“译写一切文字”的“国书”,至今还是一种活的文字。八思巴字印分为两种主要形式,单一的八思巴字印,另一种是八思巴字与汉字相间的形式。八思巴字印也有篆书楷书之别,也有辅以花押图案的,具有明显的押印特点。
另外,不同于古玺印和后来流派印章的是,押印还可以以印章印面边缘形状的丰富多彩而加以分类。按几何形状,大致可分为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直线多边形、弧线多边形;不规则形等。按象形形状可分为动物形(以鸟形、鱼形为主);植物形(以莲花、菊花形为主);器物形(以枇杷形、角 形为主);象形与几何形交错(以景教印为主)等。形制上,元押印突破了先秦、两汉之后方形印面一统天下的旧模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风貌。
押印的意义
押印对于篆书印章的突破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在印章史上突破了篆书的束缚,开辟了多种文字乃至图案入印的新天地,押印是印章史上最后一个自成体系具有创新意义的高峰。其中姓押多为姓汉字,名花押,或姓少数民族文字,名花押,也有少量姓汉字名少数民族文字者。宋元印章中的楷书多为摒弃了正统的官方通行体,即以颜、欧、柳、赵为代表的、后来终于程式化了的馆阁体,而是采用了类似北碑的天真朴实、易于夸张变形的民间书体入印,很好地继承了有篆刻意味的形式。故今存前代押印,有作花字者,也是押印体式的一种。后来体式变化多端,形式丰富多样,作为印章的一个独立的体系,押印的意义不在古玺,汉印之下。
押印不但继承和吸收了秦汉图形印、石刻画像的旨趣以及汉代瓦当艺术部强调物象的艺术特点,押印的印面形状,有画押和民间剪纸画符等特色,这说明它充分汲取了民间审美情趣,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多方位拓展的可能性。而且最根本还在于,它融合了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写意画风和书法艺术中的笔墨技巧,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押印比较好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就其所表现的文字和图像而言,在似与不似之间,抽象而简约,大胆而概括,奇异而生动,在不可思议中又引人入胜,让人耐琢磨,无所不取,纳万象于其中,可变异性强,给人留下了无限的创造空间。
押印的近现代发展状况
押印笔简意赅,气象万千。施元亮认为:她陶冶了清代赵之琛、赵之谦乃至近现代吴昌硕、邓散木、来楚生、方去疾等卓有成就的篆刻家的心灵;在他们的仿意篆刻艺术作品中,足以看到先秦、两汉印章和宋元花押印章“创造美”的规律,对中国篆刻艺术的发展,仍在起着艺术催化、积极推进的作用。
赵之谦的押印融入画意,布局巧妙,印面大片留白,给人以遐想,耐人回味。吴昌硕一生所治押印颇多,或楷或行,亦虚亦实,藏机巧于朴拙,寓奇崛于平淡。而张大千押印则注入书法意味,似隶似楷,刀笔雄劲,令人耳目一新。来楚生的押印朴拙自然,有一种剥蚀的残破美。邓散木押印则于严整中见逸趣。罗福颐的押印章法奇妙,大块留白增添了灵动之感,红白相间,对比强烈,静中有动,平中见奇,恰似一幅精巧的小品画。沙孟海所治押印刀味尤浓,以刀代笔,锋颖逼人。
押印当代状况与价值蠡测
押印以其形式活泼、生动简漫、典雅奇逸的艺术效果,一直吸引着历代众多篆刻家借鉴与仿效。当代篆刻家王镛、陈国斌、石开、黄惇、葛冰华、马世达对押印均有涉猎,这充分说明押印有着很强的艺术活力和艺术感染力。这朵篆刻艺术园地中的奇葩仍然熠熠生辉,受到瞩目。但当代印人和印坛对押印的认识较为肤浅,对它的价值认识不够。押印作为一大印种,关注的人少,受冷落的时候多,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更多的时候是偶尔涉猎,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和实践,全国书法篆刻展上押印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评为对此也视为篆刻之旁门细枝。所以重提押印十分必要。
押印形式的开拓与意义的追寻大可深究。
现代押印可作为现代印章一条大的路径深入探索,大胆实践。此路甚宽,可刻姓名、肖形、图案,有视觉冲击力和新鲜感,且可以糅合进书法、绘画等诸多艺术元素,便于发挥。
押印宜圆浑、厚重、敞亮、大气,不记小节,用字,真、草、隶、篆、行乃至少数民族文字、拼音字母文字皆可化而用之,自由度较大,其图形印的包容性除中国传统图案外还可以容纳变化西方版画、抽象画而用之,具有现代艺术元素,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打破了篆刻的文字阈限,使其具有超民族性和国际性。
押印与当代相接,当独当一面,局面大开。
现代押印必然成为今天印章艺术你的一大流派盛行于世,流风斯远,未可估量!
主要引用资料来源:
《文物》,《文物》编辑委员会;
《考古》,《考古》编辑部;
《花押印汇》,施元亮;
《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文物出版社;
《南京市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印典》,康殷、任兆凤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元代印风》,黄惇主编,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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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私印押记》,孙慰祖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
《押印》,朱天曙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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