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爱书人都知道藏书票，它起源于欧洲，一般贴在书籍封补页或扉页的右上角或中央，属于藏书者个人收藏的一种标记。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图书收藏者也有用以表明书籍持有的标记，它就是藏书印。
在古代，喜好藏书的文人学者都会拥有自己专用的藏书印，每得一本好书，就会将印章盖在心爱的藏书上。鲜红的印痕与纸上的墨迹相映成趣，是一件特别赏心悦目的雅事。
据古书记载，最早的藏书印是唐太宗李世民写有“贞观”二字的连珠印。此后，又有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印、宋太祖赵匡胤“秘阁图书”印、苏东坡“赵郡苏轼图籍”、米芾“米氏审定真迹”等，皆为有名的藏书印。
宋代以前印材大多用铜，帝王和皇亲国戚则用玉或金银制印。到了明清时期，私家藏书蔚然成风，篆刻流派名家辈出，藏书印更是多种多样，正如清代著名学者叶德辉所说：“藏书必有印记。”可见那时藏书印的使用已经是一件极为普遍之事。在众多古代藏书印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名字章”和“鉴赏章”。“名字章”包括藏书者的名字印、别号印、斋室印等，上文提到的唐太宗“贞观”印、李隆基“开元”印都属于名字章。“鉴赏章”中有的直接记录了收藏者对书籍的鉴定结果，如“善本”“宋本”“元本”“孤本”“钞本”等，还有一部分是藏书者欣赏藏书后加盖其上的，如写有“珍藏”“鉴藏”“珍赏”“阅过”“曾阅”“曾藏”“过目”“过眼”“眼福”等。
明代以后，使用藏书印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私人藏书尤为重视藏书印的应用。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著“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 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之丰举世皆知。他有一方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舍旃”。 可谓蔚为壮观。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私人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常见的钤印有“七品官耳”、“动而得谤，名亦随之”。初看印文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藏书大师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章，印文为“印奴”。由于藏书甚多，他的书常被人盗走。他一气之下又刻了“警印”，钤于书之扉页：“窃书非雅贼”。
现代许多文艺家藏书印章独具特色。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常合用一印钤于书扉页，印文是“秋之白华”，含二人名字在内，构思巧妙，用意深刻。 茅盾所藏的《庄子集解》上，盖有他的“玄珠68岁后所读书”的藏书印记，颇有深意。 郑振铎对洋装书籍，往往只在封面签个名，线装书才加钤“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魏建功替他镌刻了两枚印章，长形者曰“长乐郑氏藏书”，方形者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鲁迅先生藏过不少石刻拓本、古籍和其他书籍。他用过的藏书印章有“周树人所藏”“会稽周氏收藏”“俟堂”等。鲁迅曾结识著名国画家、金石家陈师曾。陈师曾先后为鲁迅刻过“周树人所藏”、“俟堂”等5方印章。邓拓先生的藏书印也别有格调。他曾刻有一枚“书生之气不可无”的藏书印，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学者风度。董必武爱藏书，他所有的藏书均钤上一方椭圆形“乐益堂”的藏书印，“乐益堂”是他居室客厅的匾额。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解放后他的个人藏书达数万册。他曾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委托陈叔通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钱线朱文“毛氏藏书”印章。吴朴堂在刻这方印时，妥善处理了“毛氏”和“藏书”四字笔画疏密和布局的矛盾。这个印章深得毛泽东喜爱，他的所有藏书上均有这枚藏书印章。
在众多藏书印中，比较有趣的当数“闲章”，其内容最为丰富，包括诗文印、吉语印、箴言印、训诫印等。这些闲章的内容恰恰反映了藏书者对书籍的钟爱程度以及读书情趣，更能让后人一窥当时读书者的人品、修养和意愿，比如，清代藏书家吴骞“拜经楼”中珍藏的宋咸淳《临安志》，上面有吴氏的藏书印，其文云：“寒无可衣，饥无可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从中显示出吴氏对书籍的珍爱。明末著名藏书家毛晋的藏书印“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等，这种希望子孙永远读书或永远保存先人藏书的观念，虽然在今人看来是非常狭隘的，但却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藏书家的主流思想。清朝阳湖藏书家杨继振的藏书印，印文近200字，可能是目前人们能见到的文字最多的藏书印。事实上，这枚藏书印的内容是一篇爱书短文，其中看书是“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少即瑶、勿以作枕，勿以加刺”的观点，对于今人护书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总的说来，众多藏书印记录的是从古至今每位藏书家爱书、护书、读书的情怀，它们在为今人回顾了一段段藏书历史的同时，也使我们对前辈爱书好学，并为图书的保存、流传所付出的心血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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