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九年（1829）的七月初九，赵之谦出生于绍兴开元寺东首大坊口；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一，卒于江西南城官舍，享年56岁。赵之谦的一生，生活轨迹清晰，游历、交友与创作的关系密切，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对至关重要，1862年便是其中之一。
1862年，赵之谦为谋生计，从温州转道福州。那一年，其妻范敬玉病死故乡，两个女儿蕙官、榛官相继夭折。遭遇家破人亡，痛不欲生的赵之谦唯有用刻印来抚慰心中殇亲之伤。也就是在这一年，赵之谦认识了魏稼孙，一个在他生命里最为重要的朋友。从此，他的篆刻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当然，与赵之谦书法、绘画的创作相比，一生仅创作了300多方的印章，着实不算多。赵之谦曾说：“生平不肯为人刻印者，以伎拙而议之者众也……”他不轻易刻印，除非是为朋友知己，所以，每刻一印，必仔细对待。君匋艺术院院藏赵之谦104方印章中，其自用印36方，为师友刻印64方，不确定受印者的为4方。这亦可证实其“不肯为人刻印者”一说。在所有受印人中，魏锡曾和沈树镛数量最多，占了总数一半余。
魏锡曾（1828年～1881年），浙江仁和人，字稼孙，号鹤庐，别署积语堂等。魏锡曾官至福建盐场大使，嗜金石考辨，于印论尤有心得。他的人生经历，与赵之谦极为相似：祖上乐善好施，盛德硕学；以孝友闻于世，后家道中落；才华横溢，却五次秋试未中；战乱中仓皇奔避，先后有十二名至亲亡故。
1862年，魏锡曾与赵之谦在福建偶遇，均有相见恨晚之感。对赵氏早有慕名的魏锡曾作诗为赠：“知君家住大坊口,十过君门九回首……”以表达对赵之谦的仰慕、亲近之意。魏稼孙对印学的见识和收藏，也让赵之谦敬慕不已：“稼孙与余最善，不刻印，而别秦以来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说微妙，且有让之与余能为之不能言者。”赵之谦前后共为魏锡曾刻印30来方，以作品与之论印。
那两年，赵之谦刻印数量明显增加。一方面，他服膺于魏稼孙精到的鉴赏眼光；另一方面，由于赵之谦不甘人后的性格，外加有魏稼孙对其印作的客观评价，激励着他篆刻创作更为用心投入。如“稼孙”（朱文印）款：“稼孙目予印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壬戌闰月，撝叔。”赵之谦有所得后的那份喜悦、得意，在知己面前溢于言表。
“鉴古堂”朱文方印 清·赵之谦，白寿山石 体高10厘米 印面纵宽均3.9厘米
君匋艺术院院藏为稼孙所刻21枚印章，大都创作于两人相识后的两年内，多为精品力作。
“鉴古堂”即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朱文方印，线条刚健古拙，又不乏婀娜变化，取邓石如、丁敬之长，是赵之谦印篆文字表现极为成功的一例。印面周边栏界线条的多处断裂，更增加了印面张力，有一种破茧而出的力量感。
这枚印的印章料，为极好的寿山白芙蓉，兽钮。四面边款：魏稼孙述其高祖芦溪先生自慈迁钱塘，乐善好施予。子秋浦先生继之，盛德硕学，为世宗仰。一时师友如龙泓、玉几、息园、大宗，交相敬爱。所居鉴古堂题额，龙泓手笔也。自庚申二月，贼陷杭州，稼孙举家奔避，屋毁于火。辛酉冬，余入福州，稼孙来相见；今年夏，余赴温州，书来属刻印。时得家人死徙，居室遭焚之耗，已九十日矣。以刀勒石，百感交集，系之辞曰：“惟善人后有子孙，刀兵水火无能冤，石犹可毁名长存。”同治纪元壬戌九月，赵之谦。
读边款乃知，魏稼孙曾祖和祖父，与赵之谦所尊崇的浙派大师如丁敬、黄易等，交谊甚深，常在魏氏“鉴古堂”中探讨金石、饮酒唱酬。“鉴古堂”题额，便是丁敬亲笔所写。
战乱中，“稼孙举家奔避，屋毁于火”；是年六月，赵之谦亦得知“故居焦土矣”。两人同病相怜，述祖德求善报，“以刀勒石，百感交集”，“惟善人后有子孙，刀兵水火无能冤，石犹可毁名长存”。刻制之间，自有虔诚祈福之心，亦是无可奈何之举，读来令人唏嘘。
魏稼孙受其祖上影响，对印史、印论、印艺传承，有着深刻的认识，鉴赏印章的眼力极其高妙，并好收集名家印章，手辑印谱。与魏稼孙半年多的切磋讨论中，赵之谦逐渐开阔了眼界，明确了创作的发展方向。
“鉴古堂”印和长跋，可算是赵之谦酬知之作，也是其第一次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至于赵之谦的第二次创作高峰期，是在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沈树镛之后。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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