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1865—1955）我国20世纪杰出的艺术大师,“书画诗文，皆臻绝诣”。“金文”原是指古代铜器上所铸刻的文字，通常专指商、周、秦、汉铜器上的文字，亦称“钟鼎文”。在黄宾虹那里，却有着独特的观念和特定的内涵。
首先，在这里先对黄宾虹金文书法之“金文”的特定内涵先作一大致说明、界定。同时，对黄宾虹金文书法所涉及的一些古文字学概念，也作一初步梳理、辨析。
在黄宾虹书法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黄宾虹集金文”、“集古籀”、“集周金古籀”、“集六国文字”、“集古文字”等字样。２那么，什么是金文，什么是古籀，什么是六国文字，什么是他所说的古文字？金文、古籀、六国文字及古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黄宾虹在《文字制作》一文中云：“《说文》古籀，类多七国文字。许叔重叙《说文解字》，言山川往往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然观之商周钟鼎，又复不类。盖《说文》之古文，为六国之文字，《说文》之籀文，为周秦之文字。”３可见，古籀为古文与籀文之合称。这一点，与段玉裁对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古籀”之注一致：“古籀，谓古文、籀文也。”同时，黄宾虹从王国维“古文、籀文乃战国时东、鹾土文字之异名”说认为，《说文》之古文，为六国之文字，《说文》之籀文，为周秦之文字。新近研究表明，籀文是西周延及战国文字的混合体，与六国文字形体多有吻合之处，周秦文字与六国文字都是籀文的后裔，籀文也是战国文字的远祖。４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古籀，类多七国文字”，类多战国文字无疑。
黄宾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金石学兴盛，“士夫好古，言金石学，崇尚古籀，兼考金文”的时代。然而古籀传抄多谬，故“前清乾嘉以来，经术道盛，修学入儒，研注篆籀，辄取证于金文。”黄宾虹《广西夏令讲学会金石学讲义》云：“许氏作《说文》，原欲订正篆书，惜其未见真古文，所据者尤多为谬。今试略举《说文》所引之古文，证之金文甲骨，因概其余，可以见矣。”５又云：“许氏《说文解字》凡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其中证以会文，有传写之伪者，有解说之误者，又夺去者，由此而探索之，可以隅反者多矣。”６当是时也，金文已然成了“研注篆籀”、去伪存真的佐证。黄宾虹在《金石学》一文中云：“近数十年来，自瑞安孙诒让著《古籀拾遗》，吴县吴大潋著《说文古籀补》，金文之学，如有端倪，得於好事、鉴赏二者之外，别具研究文字之兴趣。然称古籀，不日金文，虽不似从前专作古董法帖之观念，向犹以钟鼎文字为即《说文》之古文籀文而己。今经学者多方根究，又明《说文》言古文为战国东土六国之文字，籀文是春秋战国之间西土秦国之文字。故钟鼎文字不称古籀，称为古文字可也。”‘７可以看出，在黄宾虹所处的那个时代，把钟鼎文称古籀，不称金文，是由于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钟鼎文即是《说文》之古籀，又由于认为古文为六国之文字，籀文为秦国文字，称钟鼎文为古籀亦觉不妥，故亦权且把钟鼎文即金文以“古文字”称之。可见，黄宾虹书法作品中，“集金文”即“集古籀”，“集古籀”即“集金文”，金文古籀同义，“黄宾虹集周金古籀”将金文古籀并称亦为佐证，“集古文字”，实为“集金文”之别称。
可以大致看出，黄宾虹金文书法之“金文”在时限上并不横跨商、周、秦、汉各代，而是以“礼崩乐坏”之春秋战国为时间重心，上溯谣周和商；在地域上，尤指六国文字；在出处上，不仅包括铜器所铸刻的文字，还包括甲骨、古陶、泉币、古玺、封泥、兵器等文字。
需特别指出的是，黄宾虹金文书法是一个艺术学概念，严格来说，黄宾虹金文书法之“金文”，仅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角度出发，很难界定准确、明晰，因为他还有着特定的艺术学内涵。黄宾虹金文书法之“金文”是以六国文字为核心，兼容甲骨、商周金文、古陶、泉币、古玺、封泥、兵器等文字，与统一的小篆相对的特殊文字，它是黄宾虹篆书艺术的一个个性化字形体式，从这一意义上讲，称其金文、古籀或是大篆等等，似乎都未为不可，为与现代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学科相接，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也为行文方便，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不妨从黄宾虹所用过的众多称谓中选其一，以“金文”统一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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