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篆刻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秦汉印是篆刻史上永恒的经典。自元代赵孟頫、吾丘衍推崇“印宗秦汉”观点之后，秦汉印的创作手法及风格影响了此后历朝篆刻艺术家。明清时期，随着秦汉印审美观的确立和篆刻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篆刻艺术出现了许多流派，很多篆刻家通过研究秦汉印的风格技法，对于秦汉印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进而融合了自身的体验，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篆刻艺术风格。
关键词：篆刻；明清流派印章；当代篆刻；印宗秦汉
[本文系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与实践项目，立项号：2014yks039]
篆刻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独特的审美体系。它始于先秦，作者大多不可考，元代以来，文人篆刻逐渐发展，赵孟頫、吾丘衍最先提出“印宗秦汉”的艺术主张，提倡篆刻应具有质朴古雅之美，至于明清两代，篆刻风格不仅融汇了古典传统的艺术形式，也加入了作者新的创作思路，使篆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秦汉印风在篆刻艺术中扮演着奠基者的角色，每个习印者都不可能绕过这一页。习印必先系统地了解秦汉印的创作原则，做到“通古”，然而这并不是要求今人停滞于传统的窠臼，而是以“通古”而“出新”。
秦王朝的历史虽说只有短短十五年，但是这十五年留给后世的历史意义是不容小觑的。这一时期大篆逐渐向小篆过渡，秦印占据着篆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位。秦代官印私印风格迥异，由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央集权逐步加强，官制也随之确立，官印相较于私印更加具有典型性，而私印少了官印的许多约束，显得更加纯粹，文字章法也更加活泼，具有多样性。
综上所述，汉印基本创作原则可以总结为：
第一，汉印线条粗壮均匀。从总体上来看，汉印多是白文金属制印章，线条较为粗壮平直，在用途上来说，这样在加盖在封泥上时，印文会显得厚重有力度。还有一类汉印为凿印，多有特殊用途，为“急就章”，将军印就是典型的武将所配之印，“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这样的印多为工匠匆匆凿刻成，少了许多约束，显得自然天真。
第二，章法上发生改变。汉初官私印沿袭秦代的旧制，印面上依然留有边界，到了西汉以后基本取消了界格和边栏。篆刻者也开始考虑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多字之间常出现挪让，使印面均衡完整，显得生动活跃。
第三，印章字形变化较多。汉印中的印文以白文为主，文字依然是小篆，但是字形结体方中有圆，带有隶意。一些反复出现的字富有变化，使篆书更加适合印章艺术，一些印章中还使用了缪篆及鸟虫篆，使印面更具有艺术性。
到秦汉时期，篆刻艺术的兴盛已经到了一个顶点，秦汉印在当时多为实用功能，但也伴随着艺术创作。赵、吾二人提出质朴古雅的篆刻传统美后，秦汉印审美观逐渐确立。秦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走向了大一统。虽然这个朝代统治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是造成的影响却是空前的。小篆取代了大篆，成为了官方用字，反映在印章中，就使得印面中的文字发生变化，随之章法上出现了“田”与“日”字的界格，平正的界格与生动的印文平衡得恰到好处。到了汉代，社会战事不断，出现了武将佩戴的“急就章”。纷繁的战争却促进了各行业以及文化的高速发展，这些都给汉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汉印之丰富体现在各个方面。字形多样，富有艺术美。章法也根据印文整体需要发生变化，互相挪让以达到整体和谐。汉代的印章在追求艺术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一、明清流派对秦汉印风的传承与创新
文学中的小说、戏剧以及绘画上的大写意花卉在明代都得到了极好的发展，与此同时，印章艺术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繼承秦汉印章，顾从德祖孙三人搜集秦汉古印而成为《顾氏集古印谱》，沈明臣在《顾氏集古印谱序》中说：“唯兹印章，用墨用硃、用善楮印而谱之，庶后之人，尚得来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无殊耳提面命也已。”这段话明确指出其目的是使今后印人得以“亲见古人典型”。秦汉印章资料的搜集整理，是明代能够步元人之后掀起更大的仿汉热潮的原因之一。
汉印的质朴之美自元代赵孟頫、吾子行推崇之后，便逐渐成为了后世篆刻艺术继承的目标。元明以来文人篆刻家的介入，使得对于秦汉印风的学习具有了更大程度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文人篆刻家印外求印，将其他艺术形式中的元素融合进传统的印章中。这不仅仅是简单继承古人的传统，更是对传统的改革以及创新，这些融入了秦砖汉瓦、秦诏、甚至还有甲骨文的印章是明代艺术家从古代富饶的艺术土壤中添入新的养料，得以培育出来的出色艺术成果。
在《苏氏印略》中，明代著名篆刻家苏宣说“始于摹拟，终于变化”。这清晰表明了“摹拟”即是“入古”的方法，这是“变化”乃至“出新”的基础，而后者“变化”乃是目的和方向。明代周应愿在《印说》中也解释了这种关系：“要知古今即是自己，自己即是古今，才会变化。”
明代印论中的这种“入古出新论”标志着篆刻艺术发展渐趋成熟。从元代赵孟頫提倡篆刻艺术宗汉，应具有“古雅”“质朴”的美，到明代”入古出新说”的提出，这是篆刻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思想上的飞跃，也是创作思想的重要进步。
明朝万历年间，印章艺术逐步发展，向成熟期迈进。万历中期前，印章艺术以宗汉派为主流，创作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最初的一味仿汉，逐渐变为传统与个性相结合。周应愿所提出的“入古出新论”成为无数篆刻家遵循的规律，正是因为它提倡的是通晓前人的艺术传统的同时，尊重自身的价值，赋予篆刻艺术新的生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以后，篆刻艺术创作在清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清代流派印的产生，标志着对秦汉印章的学习与继承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篆刻家对于秦汉印风的学习，已经不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通过对基础规律的把握与运用，结合个人的个性特征，并融入书法、金石等其他元素，产生了具有标志意味的个性化特征，从而使“入古出新论”由理想一跃而成为现实。
不管是皖派篆刻的以书入印，注重印章中笔意的流转，还是浙派的切削刻凿，注重刀法中的金石意味，都是在秦汉印风的基础之上，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变化，使得秦汉印风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出来，使得篆刻艺术的表现力得到极大丰富，并获得了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出现了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彪炳史册的篆刻大家。尽管他们的艺术风格有着显著的差别，但他们在对于秦汉印风的继承与学习是一致的，秦汉印风是其共同的根底。或者说，他们把秦汉印风之美的各个方面加以发扬光大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
二、近当代秦汉印风篆刻创作现象
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精华和糟粕会同时存在其中。客观来说，传统原本就是各个时期文化艺术的典所型形成的积淀。现当代艺术家们创新的优秀成果都会被未来的人所学习。明清艺术家将篆刻艺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后人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启迪。在现当代，篆刻家们在前人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力求创造新的风格。
在近当代篆刻史中，身体力行自己艺术主张的首推齐白石，他有别于明清时期篆刻家的艺术风格，彻底摆脱了秦汉篆刻形式的束缚，然而他更注重取汉印的神韵。白石老人在题陈曼生印拓中写道：“刻印，其篆法有别于天趣者，惟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之处，全不在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他刻有一“不知有汉”印，这并不是齐白石要将秦汉印全盘否定，而是透过浅显的表象，探求其内在的艺术哲理。在他看来，秦汉印的伟大之处在于“胆敢独造”，齐白石深入研究秦汉篆刻，并扬弃了秦汉印的基本形式，使得他有“通古”的能力，也有“入今”的创造力，他的艺术创作也因此别具一格。
齐白石的篆刻风格与明清时期艺术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他更加着重表现篆刻作品的力量美，他之后的许多篆刻家也逐渐开始青睐这种手法。他的篆刻多的是民间艺术的野气，这与秦汉篆刻的古典风格有相通之处。明清时期的篆刻多有金石文人气和书卷气，而在近代齐白石之后的篆刻家更倾向于使用爽辣的单刀法，使印面自然天成，这更加有别于以往的程式化用刀，这是秦汉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齐白石的篆刻在印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作品的意义不在作品本身，而是他独特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上的进步吸引了一大批后来者师法齐白石，但真正能够参透他艺术追求者寥寥无几。然而，随着篆刻艺术的不断发展，现今众多篆刻家不断创新，将艺术理想作为追求，升华了秦汉篆刻的精神。
马士达在《灯灯相照——从<江苏首届青年篆刻展>想到的》一文中谈到应该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中探寻篆刻艺术的本质，寻找艺术创造的要义。创新是艺术发展的生命力，然而传统的古典形式与它应是并行不悖的。 现当代不断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创新精神的篆刻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现象。
新一代篆刻家例如韩天衡、刘一闻、徐无闻等，在继承古典传统的同时，加入理性思考，突破了篆刻的局限性，给作品赋予了新意。新时代的篆刻家对篆刻有了新的理解。韩天衡在师法秦汉古印和明清流派印的基础上，将字法和章法注入变化，更别具一格的是他将草篆入印，使印面显示出更富美术性的形式美，开辟了现代印学的新境界。而刘一闻主攻汉印，但是在他偏爱的将军印创作中却没有猛利的特点，更多了一份沉着，使印面充满理性。徐无闻的篆刻面貌平正清新，古朴典雅，他既宗秦汉古玺，又吸取浙派皖派之精华，源于古人也有别于古人，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近当代的篆刻大家逐渐累积了丰厚的成绩，他们秉承了秦汉篆刻的精神，胆敢独造，追求艺术理想，给未来者留下了参照。秦汉篆刻的传统不仅仅存在于技法形式上，更是鼓舞了新的艺术家追求“自我”的勇气。然而从近年来的展览中可以看到，青年篆刻家不断追求创新，但也容易被时风裹挟，所创立的“个人风格”往往经不住推敲，症结的根本大多是青年一代字外涵养的缺失，以及艺术观念的轉变和传统功力的积累难以相互协调。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吴梦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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