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有关浙派篆刻的相关研究比较多，涉及诸多方面，陈豫钟作为西泠八家之一在浙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学术界关于陈豫钟篆刻艺术的理论状况与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不成正比的，尤其是在边款刊刻方面的艺术价值。本文从陈豫钟篆刻艺术渊源、艺术分期及形式类别、陈豫钟篆刻款识刊刻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对陈豫钟的篆刻与款识艺术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关键词：陈豫钟;篆刻;艺术渊源
一、陈豫钟篆刻艺术渊源
陈豫钟字浚仪，号秋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时廪生。他深于小学，喜爱金石收藏，犹工篆刻，早年师法文彭、何震，后学丁敬，兼及秦汉，皆得古法，作品工整秀致，其边款常作密行小字，颇为自负，后世有识之士，更认为其款识高于印面一筹。印风工整，含蓄，法度严密，与丁敬、黄易、奚冈、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并称“西泠八大家”。陈豫钟上启丁敬、黄易而后又对赵之琛、钱松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浙派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陈豫钟共传世一百八十余方篆刻作品，从数量来看，相比其他诸家传世作品较少，并且多为而立之后所作，这与陈豫钟的广泛爱好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生平经历并不专注于篆刻一事，另外陈豫钟的艺术生涯较短，仅仅度过四十五个春秋便撒手人寰了。陈豫钟的篆刻启蒙于其祖父陈王谟，陈氏在边款中曾自述篆刻经历：“余少时侍先祖半村公侧，见作书及篆刻，心窃好之，并审其执笔运刀之法。课余之暇，惟以二者为事，他无所专也。十八九渐为人所知，至弱冠后，遂多酬应，而于铁笔之事尤夥。时有以郁丈陛宣所集丁砚林先生印谱见投者，始悟运腕配耦之旨趣。又纵观诸家所集汉人印，细玩铸、凿、刻三等遗法，向之文何旧习，至此盖一变矣。后又得交黄司马小松，因以所作就正，曾蒙许可。”从中可见陈豫鐘接触篆刻的时间较早，并且用功至深，等到陈豫钟十八、九岁时在当地就有了一定的名气，在其弱冠之后曾有人以郁礼所辑丁敬印谱赠之，才开始系统学习丁敬以及秦汉印章，并且陈豫钟早期的艺术思想对其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陈豫钟与赵魏、赵辑宁等人相交，他们与陈豫钟同有金石收藏之好，他们所藏的秦汉古印、唐宋官印、宋元朱文印等与所拓印谱定然不少，丁敬、黄易、奚冈等浙派前贤也曾为他们或其长辈有过治印的经历。与赵魏、赵辑宁等金石好友的金石交流、研讨和观摩这些印章实物，大大开拓了陈氏的眼界，也影响了陈氏的篆刻取法，这在陈豫钟的边款中也有体现，其“竹景庵”印款云：“吴仲圭梅花庵主印向在汪讱庵处，去年讱庵来浙上出古印数十枚，见示仲圭此印在焉中，……色如密琥珀光润可爱，此作只用一庵字未仿其貌也……”。
除丁敬之外，陈豫钟的篆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师长一辈黄易、奚冈的影响以及与契友陈鸿寿的交流切磋，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促使其对于篆刻艺术的创作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陈豫钟在三十三岁时跋黄易为奚冈刻“鹤诸生”朱文印：“余素服小七生篆刻，于丁居士外更觉超迈。”并赞美比丁敬更是“超迈”。另见其四十二岁所刻“最爱热肠人”边款中讲述到：“……后又得交黄司马小松，因以所作就正，曾蒙许可。”陈豫钟观跋奚冈“寿松堂书画记”印：“奚丈铁生自少工书画，而篆刻亦与黄司马小松角胜，后笔墨繁甚，而篆刻疏矣。此印为廿余年前所作，奏刀用意，绝似丁龙泓先生。”为陈鸿寿所刻“陈鸿寿印”边款中自道：“其（陈鸿寿）学问文章，故不能望其项背。即书法篆刻，生辣而气横，亦为余未逮至工致具体，自谓过之。”等等可以看出陈豫钟与他们在篆刻上的交流。
二、陈豫钟篆刻艺术分期及其印式
陈豫钟存世一百八十余方作品中，其中有纪年的篆刻作品共计一百一十九方，占了陈氏印作的六成以上。陈氏三十岁以后的作品数量几乎占了陈氏篆刻纪年作品数量的九成，也就是说陈豫钟虽然接触篆刻的时间较早，但早期并没有多少作品传世。
陈豫钟早期篆刻面貌主要是模仿文彭、何震、丁良卯、顾筑公等明清印人，印风工整朴茂，取意于汉印与名人篆刻之间，虽无明显的浙派特点，但无疑已经十分成熟，系统学习模仿秦汉印章和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印人则在其后，浙派以苍劲朴茂的印风名世，陈豫钟虽作为西泠八家之一，浙派篆刻上的重要任务，他的艺术风格却以公整雅致著称，这与早期对丁良卯、顾筑公等人的取法借鉴不无关系。陈豫钟三十岁以后进入创作的高峰期，这一点无论从他纪年印章的数量或质量上都可得到验证，陈氏三十岁以后印章创作的主线，主要是融合了汉印工整一路与丁敬切刀表现的浙派面貌，这两种印风的结合造就了陈豫钟篆刻艺术的风貌。
陈豫钟的刀法大约也以三十岁前后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印作中具有浙派特征的切刀运用明显并不精熟，且主要以简洁明快的长切为主，而在更早的一些模仿汉印和明清印人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出切刀的运用，基本上以冲刻完成。陈豫钟三十岁之后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丁敬篆刻风格的影响下在运刀中加入了更多碎刀短切，来丰富线条的变化，刀法也逐渐稳健纯熟，但总体起伏变化较为和缓，这与陈豫钟篆刻用刀力度有关你，陈氏不论是早期或后期的用刀，入石刻划皆比较轻浅。
陈氏篆刻的主要形式大体可以分为汉白文印式、汉（魏晋）朱文印式、宋元朱文印式、古玺印式四类。汉白文印式印章的数量在陈豫钟的篆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在边款中明确标明仿汉印的作品就有数十方之多，陈豫钟所有印式以及所反映的问题都与浙派篆刻中对于印式的传承有关，从这个方面而言陈豫钟并未有新的创新。宋元朱文印式主要是指以笔势宛转流畅的小篆入印，取法近于宋元人朱文印，此类印章堪称陈豫钟成就最高的印作。从章法上看，印稿设计的高低错落与顾盼婉转，都不可不谓极尽巧思，在刀法上则冲切并用，或细若游丝，或绵里藏针，呈现出工稳圆劲、典雅流利的艺术风貌。陈豫钟篆书本出于李阳冰一路，故而此类印作对于他而言似乎格外得心应手，此类作品较于浙派其他诸家不但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更加整饰秀逸，对后世圆朱文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陈豫钟篆刻款识刊刻
陈豫钟篆刻边款，有楷书、隶书两种，尤以楷书边款见长，他的边款小楷，取法晋唐，精致秀美，且多长文长款，通篇神完气足，历来受到追捧，陈豫钟在其“最爱热肠人”边款中言道“……后又得交黄司马小松，因以所作就正，曾蒙许可，而余款字则为首肯者再……”民国篆刻家寿玺在《篆刻学》一书中称赞陈豫钟楷书款识“……陈豫钟为最工雅，今观其所作，一笔不苟，一画不走，密行细字，纵用笔写，恐犹逊其完美，且有笔写所不能到者，真神工也”，又言“惟密行边款，精雅独绝”，可谓肯之再三。关于其篆刻边款内容涉及印学理论、交往、詩词作品以及边款技法等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及文献价值。
同时，陈豫钟也大概是明清以来第一个留意于印款技法研究的篆刻家。陈豫钟“希濂之印”边款云：“制印署款昉于文何，然如书丹勒碑然。至丁砚林先生，则不书而刻，结体古茂。闻其法，斜握其刀，使石旋转，以就锋之所向。余少乏师承，用书字法意造一二字，久之腕渐熟，虽多亦稳妥，索篆者必兼索之，为能别开一径，铁生词丈尤亟称之。今濲水大兄极嗜余款，索作跋语于上，因自述用刀之异，非敢与丁先生较优劣也。”这里不仅探讨了篆刻署款的起源以及丁敬单刀刻款的鼎革，更道出了自己刻款的独特练习方法，丁敬刻款以石就刀，陈豫钟运用腕力以刀就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较之丁敬陈豫钟的刻法更为简洁一些。虽然此处的记载较为笼统，但是关于款识刊刻的理论论述还是首例，在历史上是具有突破性的。其“最爱热肠人”边款又云“后又得交黄司马小松，因以所作就正，曾蒙许可，而余款字则为首肯者再。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或以为似丁居士，或以为似蒋山堂，余皆不以为然。今余祉兄索做此印，并慕余款字，多多益善，因述其致力之处，附于篆石，以应雅意何如？”陈氏所刻款字得到黄易、奚冈这两位浙宗篆刻前辈的称道，几乎可算作是当时篆刻界的最高评价，当然这些前辈对陈豫钟款式的肯定为陈豫钟对于款式的创作增强了自信心，对于陈豫钟款式的刊刻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豫钟隶书款识与楷书款识相比传世较少，究其原因，陈豫钟的隶书款识都是三十岁之后你的作品，此时的楷书款已经相当成熟，楷书款又容易刻制，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结果。再者透过“家承赐书”印款可以看出，陈豫钟对于隶书款的刊刻比较严谨，此印的持有者为其好友汪阜，汪阜家中曾因捐书有功而受到乾隆的恩赏，此印透过印文不难看出与此事有关，陈豫钟此时并没有使用其擅长的楷书款而使用隶书款就足以说明问题，在他看来隶书款更能体现端庄典雅的庙堂之器。
四、结语
陈豫钟一生忠于其所热爱的艺术创作，金石书画无一不精，尤其在篆刻艺术上所取得艺术成就，他取法丁敬，兼及秦汉，最后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个人风貌，较前人在取法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把浙派重刀思想直接传授于西泠后继者赵之深，而后赵之琛把这种艺术思想发扬光大。陈豫钟在篆刻及款识刊刻方面所取得与其自身的综合素养有重要的关系，所以要想更进一步完善其篆刻、款识艺术，必须对陈豫钟艺术生涯的各个阶段每个艺术种类进行细化深入研究，才可以建立一个更立体、更完善的陈豫钟篆刻款识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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