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西汉官印的形制、质地、钮式、印文和印型装饰等诸要素发展演变的特征的系统分析，就西汉官印的鉴定由表及里进行论述，提出了以汉代官制、印制等文物和考古研究为基础的、以认识伪印的制造方法和特点为实践的、同时将汉印制度理论研究与文物鉴定实践相结合的一套完备的汉印综合鉴定体系。
关键词：西汉；官印；特征；鉴定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50-03
任何文物均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综合产物，并具有某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剖析并掌握这些构成要素及其在各时期的发展演变特征，是鉴定西汉官印首先必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还要了解伪印的类型和制作，这是文物鉴定的另一必不可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掌握真印诸要素特征和伪印类型制作，是鉴定西汉官印的两个主要组成要素。现对鉴定西汉官印的这两大要素作以分析论述。
一、西汉官印诸鉴定要素及其演变特征
西汉官印在我国古代玺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而这些特征是由构成印章的形制、质地、钮式、印文、篆刻艺术风格等诸要素所表现出来的。
（一）汉印形制
1.汉印大小。西汉官印的尺寸一般均较小，其大小只有2个多厘米。其原因为汉制“通官印方寸大”（《汉旧仪》），故印面在2.2～2.4厘米见方，约相当于汉制的一寸左右。汉帝后玺印略大，为汉制方一寸二，印面方边长约2.8厘米。官秩二百石以下汉官印则为长一寸宽半寸的长方形半通印。这是汉印形体的最基本时代特征。
2.印台形式。汉官印均由印台和台面上的印钮两部分构成。根据官员品级高低，西汉官印的印台分为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其中官秩在二百石以上的为通官印，印面呈正方形，方寸大，约2.2～2.4厘米；官秩二百石以下为长方形半通印。西汉各个时期官印的印台在形制和高度上有所不同，汉初有秦风貌，印台薄而扁平，厚度在0.4厘米以下，还有上小下大呈斜坡状的；文景以后印台一般厚约0.5厘米左右；西汉晚期印体由轻薄逐渐变的厚重，印台增厚至0.8厘米以上。
3.汉印钮式。钮式是构成古代官印诸形制中的最核心要素。西汉官印对其钮式都有严格的制度，且同一钮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具有不同的形状，因此掌握印章钮式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特征，即成为鉴定各个时期西汉官印的一个重要手段。西汉官印的主要钮式为龟钮和鼻钮两大类，此外还有螭钮、龙钮、鱼钮、蛇钮等及其他兽钮等。
一是龟钮。为汉官秩比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印的通用钮式。汉印之龟钮有“龟者，阴物，抱甲负文，随时蛰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的特殊含义（《汉旧仪》）龟钮在西汉官印不同的发展时期，又具有其显著的时代演变特征。西汉龟钮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龟首短平，龟身俯卧，四足短而铸刻不清晰，流行于文景帝时期；晚期龟首微抬伸，龟身抬生，龟腿向上呈半立状，四足铸刻清晰，龟背或圆或后部隆起，甲形及纹饰精致，流行于武帝至汉末新莽时期。
二是鼻钮。亦称瓦钮，是古代印章中最常见的一种钮式。其基本形制均为印台背上有一半圆形的环状系，用以穿绶佩带。鼻钮早见于战国，秦时官印大多为此钮式，西汉是由于龟钮的出现，鼻钮遂改为千石以下的中下级官吏印章固定钮式。西汉早期的鼻钮有战国和秦之遗风，为窄面环状；稍后钮面逐渐加宽，景帝以后开始流行薄边覆瓦状的鼻钮；汉末钮边渐厚。
（二）汉印质地
1.玉印。与先秦时期不同，秦汉时期对玉印，特别是官印以玉为质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后汉书・徐■传》）西汉时皇帝六玺和后之玺皆为白玉。另汉时王侯诸卿大夫亦有玉印，其状为覆斗形，往往为私玺或殉葬印。
2.金印。西汉官印中的金印仅次于帝后玉玺，为王侯贵胄、诸公、将军等朝中上卿重臣之用。按文献资料记载，西汉时期使用金印的仅限于皇室至爵中的太子、王、列侯；朝堂上的丞相、太尉、大司马、太傅、太师等公卿；位列上卿的诸将军等高级官吏，以及汉朝赏赐于少数民族首领的玺印。
3.银印。银印为西汉比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之印章。其范围包括朝中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司长官，如九卿、内史等；军中诸副将和各营都校尉，如“骑都尉印”、“戊己校尉”等；地方郡以上的军政长官，如“沛郡太守”、“彭城太守章”等皆银质官印[1]。
4.铜印。西汉官秩在千石以下的中下级官印皆为铜质，包括通官印和半通印。西汉铜质官印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上自宫廷朝中诸司属官，下至地方郡县太守、郡尉以下的所有官吏，以及军营中的各级属官皆以铜为印。
（三）汉印的文字、篆刻及印面风格
1.印文文字形式。西汉官印的印文皆为反字阴刻，即篆刻艺术上所谓的“白文印”。汉印印文的这一特征，是由当时在封泥上钤印的用法所决定的。西汉时期纸张尚未发明和普遍应用，故不可能出现超越时代的蘸印泥钤在纸上的阳文印。因此，当我们遇到一言为西汉印章的阳文印时，即应引起注意，断其十之八九可能是伪印。
2.印文篆刻风格。就西汉官印文字的总体风格而言，其印章使用文字应归属于小篆体系，进一步说它是由小篆发展而来的一种较为独特的印篆专用字体，称为“摹印篆”。而且这种摹印篆在不同的时期还有着显著的发展演变特征，其印文的具体发展演变特征，已在本文第二章“西汉官印的分期和时代特征”中作了详细论述，此不臃述。
3.文字笔划形态。古代印章中一些常用字在各个发展时期，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具体形态。西汉官印中典型的字如：“印”字的末笔常作下垂状。“丞”字中部下横的两端向上翘，而至东汉时即开始变为一直横。“尉”字在西汉印中其左下为对称状，东汉则为一“火”字。如此等等，通过文字笔划的变化，也是鉴定西汉官印的一项重要要素。
4.印面构图特征。古代印章的印面构图在各个发展时期都具有其一定的外部特征，西汉官印的印面构图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一是界格，汉初官印承袭秦印，印面均有界格，但汉初期官印界格方正、平直，比较规范整齐，尺寸上也略大于秦官印，至孝惠文景帝时期界格已基本消失。二是印文排列形式和字数，汉初官印印文排列并不固定，文、景帝时期趋于正规；西汉中期以前大多为四字印，武帝时期出现五字印，但这时的五字官印仅局限于二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曰某某章，至晚期五字官印在汉官印中普遍流行。
（四）汉官印的印文内容及其知识
1.印名。所谓印名是指印章印文的自名。古代玺印一般均有自名，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古代玺印自名常见的有“玺、印、章、宝、记、符、节、信、关防”等等，例如先秦时期的印信一般均称为“玺”，但至西汉则为帝、后专用印名；又西汉官印通常只用“印”和“章”，而不用其他印名，且印与章还有各自特殊的用法。
2.官名。官名是官印的具体文字内容，每一方官印都必然有其官名。西汉时期由于从秦入汉，有旋经发展定制，故其官名从早至晚一直在不断的更变之中，特别是西汉中期，官名变动尤甚，而一些官名至新莽和东汉即不再使用，如“别火”于西汉武帝年置至东汉光武年省。又后世中行用之官，在西汉时就不一定出现。因此，掌握西汉时期的官名，特别是同一官名的各个时期的不同变化及起省年，对汉印的断代和鉴定具有很大帮助。
3.地名。地名同官名一样，在历史发展上一直都在不断的更迭变化，一些在西汉时称用的地名到其后即不再使用，而且同一地名在西汉的各个时期还有变化和起废，如前文中提到的“新城”，又如沛郡为景帝三年平七国之乱后始置郡，而渭城则是武帝元鼎三年由咸阳更名的，如此种种不再赘述。而了解这些古代地名，对我们今天鉴定西汉官印是大有益处的。
4.称谓。称谓具有时代特性，西汉官印尤是如此，这是鉴定其真伪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但前文提及的一些印名，如玺、印、章的用法和时代演变特征；而且其官名入印也有显著的特征，如汉时县一般有左、右尉，故其官印的通常用法有两种：一是县名为两字的常作某某县名加上左尉或右尉，二是县名为一字的常作某县名加之字再加上左尉或右尉，如“海邑左尉”和“卞之右尉”[2]等，但绝对不加“县”或某尉之印，这是汉时印章称谓的基本常识。
二、伪官印的类型与鉴别
西汉官印伪作较多，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类：一是全部伪造，二是摹真仿造；三是真印伪刻。现将西汉伪官印的鉴别分类介绍如下。
（一）全部伪造之印
所谓全部伪造之印，是指无中生有，向壁虚构而成的古玺印。这类伪官印从官名、地名、印名，到文字、篆法，乃至印章形制，都是出于伪者的凭空杜撰，属于一种较低档次的伪作。由于伪造者不知真印其貌，往往伪造漏洞百出，不是印章形制不对，就是官名、地名、印名、文字、篆法等存在明显问题，如“梁王后玺”玉玺和“建威校尉”被伪造为鼻钮；稍高明者可能会将以上诸要素的一二点乃至三四点，制作的较逼真，但是绝不可能把西汉官印的所有要素伪作的天衣无缝，我们只要通过对所掌握的西汉官印诸要素进行逐一的对照分析，就不难发现伪印存在的破绽。即使有很高水平的此类伪印，也会在其细微处有漏洞可辨，不要说新仿印的锈色和制作等问题，就是年代久远的古代伪印，亦可通过西汉官印诸要素的时代特征去加以鉴别。如一“杜陵右尉”印，即是一方传世的清代伪作汉印，初观该印锈色古朴貌如真印，细在其形制风格、印文特征和制作工艺以至等方面，均可以假乱真，但细辨其印问题有二：一是印章形制与其官名不符，该印为龟钮，但汉制皇帝陵邑同县，陵尉官秩不过六百石，其印形当为鼻钮而不能为龟钮。二是该印文中的“尉”字与汉印文字篆法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该尉字的左下部刻成“示”，而西汉时则作“火”；另此印右旁末笔作一大竖点，而汉印常作一横笔；又西汉印中尉字左旁常较大，约占全字的2/3，但该伪印之尉字左右两旁却大小相当。通过以上种种分析，即可以明确地判别出该印为古时伪仿之汉印。
（二）摹真仿造之印
所谓摹真仿造之印，是指原有真印，而作伪者依照该汉印面貌另行伪制。这类伪印就其制作而言又有如下两种情况。
1.不知印形，依谱而作。此类印往往是伪作者只见印文，而不知其印之形状，多依照所得印拓或古谱所录之印文摹刻而成，高仿者其仿刻印文能与真印几无差异，但由于伪作者不知原印形状，故在制作伪印时往往在其形制上与真印不符，这是鉴别这类伪印的关键所在。例如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著名“石洛侯印”金印，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案例，该印原于清朝嘉庆年间出土山东省日照县。然而，经过一百余年后，流传于世的却有两方，两印均为金印，印文完全一致，难辨真伪，一时成为印界关注之公案。但两印的龟钮却大相径庭，一印龟首短而微抬，龟身隆起，体形狭长，龟腿微曲立状，四足铸刻清晰；而另一龟钮则龟首长而平伸，龟身平板，龟体扁平，龟腿弯曲，龟足无刻痕。很显然前者印钮为西汉中晚期之龟钮形制，与其印文的时代是相吻合的，乃真印无疑，而后者印钮与其时代显然不符，是为伪印。究其原因，“石洛侯印”金印刚出土不久即为诸城鉴藏家李仁煜所得，并被奉为至宝，秘不视人，仅以印拓赠予挚友数人，因当时西汉金印尚不为人所知，故世人只有其印文而不知其印形，所以即出现以上一方印文不差毫厘，但印形相去甚远的仿刻金印，随着现在考古发掘的不断发现，现今一看其形制即知后者为后人伪造之印。
2.完全依据真印进行仿作。即伪作者既知印文亦明印形，完全按照真印来仿制。按伪作工艺的不同，此类伪印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对照真印进行摹刻，二是以真印为母范翻砂铸造与摹刻。因为是依照真印而进行的仿作，所以这类伪印的外观形制和印文结字均较为逼真，但也不是不可鉴别的。摹刻伪印一般做伪者并无真印，而多对照有图片和印文进行摹仿制作，由于文物图片不可能面面俱到，故伪印往往不能全面把握真印的外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比例上的失调，又摹刻印文之文字亦不如真印气韵流畅贯通，且文字整体之间常不相协调，同时因这类伪印制作较难，故多仿制一些价值较高的名印，而传世或考古发现之著名汉印又多有明确的收藏地，这也成为鉴别其真伪的一大要点，比如当在世面上见到一方“文帝行玺”[3]印章时，就要马上知道该印收藏在国有博物馆中，而不可能流传于世上，除非通报该印被盗，否则肯定是伪印。而翻砂之伪印，首先是其印形必然小于原印，其次铸造工艺上存在砂眼问题，再者翻砂品印文笔道往往较为粗糙或出现变形情况。此外，不论摹刻还是翻砂铸造之伪印，其伪印的质地和作旧手段都不够完善，这也是鉴定其真伪的一个重要突破点。伪玉玺可从玉质和其工艺上加以鉴别，西汉玉玺为帝后之印，质和阗白玉，其工极精，仿者常一看即破。而伪铜印的新做锈色与两千年的自然铜锈是不难辨别的，而有些低劣的仿汉铜印，竟然使用普通的黄铜仿造，可见仿造者连黄铜何时出现这一基本的文物常识都不知到，真让人有些好笑，而这些低劣的黄铜伪汉印却能在市面上屡屡见到。
（三）用真印伪刻之印
真印伪刻亦称半真半假或以旧翻新。即利用真汉印之印体，进行翻新伪刻的一种伪汉印。此类伪印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原汉印本无字或其印文在流传中已漫灭，作伪者得印后在其印面上补刻以伪印文；二是原真印型文本皆具在，作伪者将其原有印文磨去，又重新刻以伪印文字。以真印进行伪刻属伪汉印中的高仿品，因其本为真印，故外印体型诸特征及锈层包浆均古朴可人，所以在销售时往往能够经得起审视，也极易使人被其外观所迷惑。与前两类伪印相比，此类伪印的鉴别具有较大难度，常令收藏者先上当而后悟。因此，遇到这类伪印是要特别加以注意。由于这类伪印的作伪特点均为在真印上伪刻以新的印文，故其印章形制与新伪刻的印文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因此全面了解并掌握古代玺印，特别是汉印各个发展时期印形与同期印名、官名、地名、文字、篆法等诸要素间的关系，是鉴别此类伪印的基本切入点。同时，此类伪印尤其是后者，其在伪作时常常具有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即重新伪刻之印名一般多是高于原印形制的官名或印中之罕稀珍品，了解这一点亦对鉴别此类伪印大有益处。“右将军印”该印形龟钮，锈色青碧，龟钮为典型东汉印钮风格，当为一东汉之龟钮铜印。然而，审视其印文，乃为西汉中期以前的典型四字官印形貌，因汉武帝以后之将军印即改为五字，且印名用“章”而不再用“印”；又据史书载：“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汉书・百官司公卿表》）可知汉之右将军乃金印，故该伪印之印质显然与史不符；对比其后刻之印文，文字笔划软弱无力，且显呆板缺乏神气，“将”字篆法也与西汉该字法度不同，显为后刻之伪印文。从而鉴定此印当为一东汉龟钮铜印仿刻之西汉右将军印。
总之，文物鉴定是一个综合分析的鉴别过程，汉印鉴别亦不出其右，所以必须对构成汉印的诸要素进行逐一对比分析，全面考证鉴别；同时还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密切关注伪印之发展动态。此外，汉印鉴定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社会学科，只从理论中来到实践中去，鉴定的结果才能更可靠、更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孙慰祖.古封泥集成[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J]；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J].文物，1998，（8）.
[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汉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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