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古泥（1874-1933），名石，字石农，号古泥，又号泥道人，江苏常熟西塘（今属张家港）人。幼入乡里私塾，后因家贫辍，入药肆当学徒。天性颖悟，好治金石，出同邑李虞章（1869-1938）之门，后又从安吉吴昌硕（1844-1927）游，篆刻益工，自辑《拜缶室印存》。尝言“余刻朱文得力于《郑庵所藏封泥》，白文则获益于《十钟山房印举》”。晚年治印弥精，于吴昌硕门人中能脱略吴氏形骸，被推为“仓石后一人而已”，后人尊为“新虞山印派”鼻祖。
除治印外，赵古泥还能刻砚。时人沈石友（1858-1919）痴迷砚石，藏砚百数十方，常邀好友吴昌硕一同赏砚题铭，并延请赵古泥将自己或缶翁的砚铭刻于每一方砚台之上，集佳石、佳铭、佳刻为一体。后其子沈若怀将其藏砚精品共计158方拓成砚谱《沈氏砚林》，世人视如拱璧。
《沈氏砚林》
关于赵古泥如何结识吴昌硕与沈石友，有两种说法。其一，出自赵古泥之女赵林《追念父亲赵古泥》一文，文中介绍赵古泥篆刻最初由常熟同乡、吴昌硕高足李虞章（钟）发蒙，后由李虞章引荐给吴昌硕，吴昌硕先生见其才艺出众，故又介绍给沈石友。是说广为论者采信。
《沈氏砚林》内页
另一说来自《近代印人传》。其载沈石友喜欢集砚，乃自题或请吴昌硕书丹，镌刻工作则主要由赵古泥担任。赵古泥因此得到吴昌硕的认可，并指授篆刻要诀。吴昌硕还曾叮嘱沈石友“当让此子出一头地。”若采此说则赵古泥先结识沈石友。
第一种说话虽出自赵古泥之女赵林，然，民国二十七年（1938），庞士龙序《赵古泥印存》已谈及：“古泥客沈氏石友所，为琢藏砚，得识安吉吴缶庐，艺乃大进。”又邓散木《篆刻学》：“（古泥）初从同里李钟（字虞章）受锲学，李盖吴缶庐入室弟子也，后从沈石友游，乃得亲炙缶庐艺事。”《沈氏砚林》中，与赵古泥有关的年款为戊戌（1898），学易砚铭：“戊戌中秋，石友得残砚，石农琢。”“石农”是赵古泥早期的别号。而吴昌硕第一次为沈石友题砚铭则在乙巳（1905）。此外，根据《赵古泥年表》，光绪十七年（1891），赵古泥18岁时，其父少游先生自西塘乔迁至金村（又名慈乌村）。金村盛行习字刻印风气。赵古泥从金村名士金兰升（1867-1938，通医道，喜好金石书法，亦擅刻铜印。翁同龢居金村时，凡翁氏刻碑、印书之类，多由金兰升料理。）治印刻碑。同年，得识家在翁府前的沈石友。刻碑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沈石友延请赵古泥为镌刻砚台的原因。光绪十八年（1892），赵古泥方才师从李虞章学治印。
综合以上，赵古泥结识沈石友在先更为合理。吴昌硕在沈石友家中已对赵古泥赞赏有佳，后李虞章举荐赵古泥，吴昌硕便趁势收入门中。
吴昌硕书 赵古泥刻 砚铭
在沈石友（1858-1919）家里，赵古泥得以饱览了大量秦器汉物、书画金石，眼界为之大开。而从吴昌硕为之落墨砚铭中，赵古泥领悟到缶庐三昧，突飞猛进。光绪十八年（1892），赵古泥又结交了常熟另一位大收藏家沈成伯，得见其所藏碑帖印谱、砖瓦封泥、古陶镜泉等，为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古泥每年都会去沪上吴昌硕处小住，求教印事。他还把自己的书斋名取为“拜缶庐”，并自辑了《拜缶庐印谱》四十卷。中年以后，赵古泥卜居沪上，与吴昌硕过从更密。传说缶老七十后，曾篆写印稿后命赵古泥捉刀代刻。
吴昌硕为赵古泥刻“石农”印。
缶庐对于赵古泥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赵古泥终其一生都在为挣脱出缶庐的印章形式而努力，终于逐步能脱略吴氏形骸，与吴氏篆刻拉开距离，在刀法、章法上都发展出个人风格。虽不能说已超越了其师缶庐，却饶是富有一种新趣味，被推为“仓石后一人而已”。
邓散木（1898-1963）于《篆刻学》中道：“学吴不为吴我所囿，惟赵氏一人，豈特青水蓝水已哉。”
于右任赠诗曰：“石作剥残神亦到，字求平正法仍严。缶翁门下提刀者，四顾何人似赵髯。”
“读不遍千古书，作不了天下事，识不尽海内人”
“读不遍千古书，作不了天下事，识不尽海内人”白文印，为1899年赵古泥二十六岁心仪吴昌硕时尚处于模拟阶段的印作。其在边款中称“拟吴苦铁意，究未能得其一二为恨”。此印技法尚生疏。
三十六岁镌刻“逃禅”时，已现自家面目，其在边款中称：“敬叟开口便仿汉锤凿，考其结体、用刀皆非，岂能者之欺人欤？”从中可见其对浙派篆刻鼻祖丁敬遗貌取神的仿汉印风的理解。
“逃禅”
在刀法上，吴昌硕喜用钝刀，起势一般较浑穆、含蓄，赵古泥则大量使用利刃冲切，化浑朴厚重的圆笔为清刚劲挺的方笔，以刀造趣，故其线条比吴昌硕的浑然更多了一丝锋利与峭拔。
吴昌硕治印，重视笔意和运刀的酣畅率意，但在章法上偶有“支离突兀者”，有失妥贴。赵古泥遂着意于章法布局的探究，他从《郑庵所藏封泥》和《十钟山房印举》中得到启发，有意识地强化欹与正、虚与实、离与合、疏与密、屈与伸等对比关系，突出矛盾又“化险为夷”。诚如他的弟子邓散木所说：“赵于章法别有会心，一印入手，必先篆样别纸，务求精当，少有未安，辄置案头反复布置，不惜积时累日，数易楮叶，必使安详豫逸方为奏刀。故其所作，平正者无一不揖让雍容，运巧者无一不神奇变幻。”后来的杭州印家韩登安亦常常赞叹：“近世印人，唯赵石能得分朱布白之妙”。
秦汉古印因年代久远造成的残损，能给人以古朴含蓄的美感。赵古泥在继承吴昌硕善用残损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使残破不但成为一个治印的辅助手段，更是体现刀味的一种特殊技巧和有机组成，残处得神全，破中增虚灵。同时，赵古泥十分重视边框的处理，将印边作为印面构成的有机部分。逼边、破边、粘边等都成为他生虚实、调轻重的重要手段。总体上看，赵平泥印比吴氏印边更为方直，且大都将底边处理得粗壮，使全印持重、平稳。
“赵石私印”（右）“古泥”（左）两面印
如“古泥”二字一虚一实，赵古泥用残损，使虚中有实、实中见虚、虚实相生。另外，此印左右二边轻重悬殊，他别出心裁地在左侧厚边及“泥”字左上部施以富含刀味和节奏的残损，与“古”字右边残损取得了呼应，于是，化险为夷、化板为活，使规矩与灵动统一，化厚重与虚灵为一体。
“赵石私印”四字印，左侧二字占地较多而份量较重，他巧用残损将“赵”与“石”二字连成一气，又将“石”字之“口”部左右上下四笔并为一个块面，以高山坠石之势，使左右二部于不平衡中取得了平衡。
左：“镜人”； 右：“迦盦”
“镜人”、“冷月”，巧取石鼓文刀刻盘曲之妙，顾盼灵动又富于古朴气息。
古泥治印尤擅险中取胜。如“迦盦”一印，取法匋文，“迦”重心向左方倾倒。左侧“盦”字则如古塔参天，安然屹立。一奇一正、一繁一简，印险中得稳。
左：雨苍；右：烟村。不同印边效果
与吴昌硕一样，赵古泥也究心于对封泥的借鉴，以此作为自己印风的主要特色。并藉此以进一步发挥刻刀的潜在作用，使印边、文字产生破而不碎、粗而不陋的艺术效果。有人评其印曰“封泥与秦玺，丝丝辨精微，神驰六合间，名并五布衣。”
为萧蜕庵所刻的“萧蜕奉佛后书”、“铄迦罗心室”
赵古泥结交多一时俊彦，“江南第一书家”萧蜕庵，文学先驱黄人（摩西）、南社杨无恙、诗画名家胡汀鹭、樊少云等都与他志同道合，结为挚友。
为于右任所刻的“天下为公”，邓散木十分推崇，在《篆刻学》中作为赵派的代表作。
赵古泥的弟子众多，包括濮蕃（1899-1971）、李宗渊（1906-1979）、陶石林（1908-1961）、王叔藻、黄麟、归挽麟、朱善余（1900-1991）、唐椒（1904-1966）、孙静之（1911-1971）、汪大铁（1901-1965）、邓散木、张寒月（1906-2005）、赵林（古泥之女，1907-2005）等。此外，尚有肖重威、沈芳波、席静玄、范受宇、宋梅村、王健、庞士龙、李嘉有等，皆效法古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印学群体。现今，尚有上海“邓散木艺术研究社”、福建“闽东印社”、黑龙江“散木印社”、江苏“虞山印社”、“常州印社”等，影响深远。
赵古泥篆刻风格之影响实不仅限于虞山派之传承，其时印坛许多高手名家如来楚生（1903-1975）、韩登安（1905-1976）、高石农（1916-1988）等都是“虞山印风”崇尚者。
1980年“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1983年《书法》杂志“全国篆刻征稿评比”、1986年西泠印社“全国印社联展”……直至今日，在各类大型篆刻展赛中，都可见古泥遗风。
赵古泥的影响还远及东瀛。1924年前后，日本著名书法篆刻家桥本关雪（1883-1945）专程慕名到常熟拜见赵古泥。沈石友去世后，也是桥本关雪收藏了沈氏所藏的，吴昌硕题铭，赵古泥镌刻的全部158方端砚。当今日本印坛的二大领袖人物梅舒适（1914-2008）、小林斗盦（1916-2007）也都深受影响。
赵古泥一生印作丰富，然在战争年代已被毁去甚多，并且由于赵古泥逝世较早，自辑印谱有限，后人编录者也较罕，以致在其身后较长的时段中，承袭其印风的高徒邓散木之名声远超其上。关于赵古泥的学术研究也较为欠缺。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位篆刻家，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及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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