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印初期，除了汉印以外，还仿刻了不少明清篆刻家的印，其中尤其以赵之谦的印仿刻得居多。比如“赵孺卿”、“悲翁”、“益甫手段”、“晴湖氏定”、“八求精舍”等等。这颗“悲庵”印是其中一颗。
赵之谦的这颗印刻于同治壬戌年，也就是1864年他三十四岁时，按古代“三十而立”的说法，理应是正当壮年，处于实现事业和家庭梦想的人生大好时机。
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1860年也就是赵之谦30岁那年，太平军攻入杭州，身为绍兴府知府幕僚的他为避兵祸，被迫离开杭州，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经浙江的温州、瑞安、永嘉等处，最后进入福建省的福州。到了1862年，客居他乡的赵之谦得知家乡不幸消息，他的女儿夭折，妻子病死于娘家，祸不单行的是，他家“屋室遭焚”，这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赵之谦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于是改号为“悲庵”，后刻了此印。我想，赵之谦之所以刻此印，一方面是为了纪念已故亲人，同时也希望通过刻印来排解其心中无比悲痛、孤独和苦闷！
图：临刻的赵之谦“悲庵”印，阳文，大小2cm*2cm
从印面本身来看，却看不出那种因刻者悲愤而表现出来的用刀急利、刀锋张扬的现象。反而呈现一种平静详和之气。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我们无法从印面本身看出赵之谦刻印时的心情，但从边款文字能看出刻印时的悲愤之情表露无疑：“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撝叔记。”究其原因，篆刻小站认为：
一是赵之谦的文人特质所致。古代文人大多深溺于孔孟之道，骨子里是“温、良、恭、俭、让”的含蓄内敛性格，从其人生经历来看，赵也并不是张扬外向之人。
二是其修养所致。研究近代书画史我们知道，赵之谦是集书、画、印于一身的艺术大成者。在艺术修为上有很高的造诣，并且形成了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平和心境，这在他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的序中有所体现：“屡试皆黜，栖迟逆旅…幸积数金，复稍稍置书，钻以故纸”，由此可见，这个艺术大师因艺术而使心境修养至极境。
三是职业角色所致。赵之谦长达十余年的官府幕僚生涯决定了他性格上一定有隐忍的一面，喜怒不形于色，已成习惯。
四是印章表现本身。赵之谦的印本身是典型的文人印，并且从汉印之汲取精华，篆法和刀法都显平和，他的篆刻刀法中虽偶见单刀，但大都还是传统的冲切双刀法。
从赵之谦“悲庵”一印中我们也能看出，欣赏明清篆刻家的印，更多还是从印面内容和边款文字去体验刻者当时心态，而不象现代印人，往往爱以肢体语言或者刀法上恣意表现其心情，走外显张扬一路。这应该是欣赏古人印和今人印最大的不同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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