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8日，闻一多为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他鼓励学生说：“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然后，他便与200多名师生徒步行程3000余里，历时68天，随学校迁至昆明，之后在新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大继续任教。
随着抗战的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大名鼎鼎的教授们过着贫穷的生活。据说，当时昆明的乞丐都不找他们要钱，大家都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闻一多要钱，他无可奈何：“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乞丐扭头就走：“你早说嘛，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由此可知，大教授们穷得叮当乱响。
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人，生活捉襟见肘。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穿的一件心爱的皮大衣送进当铺，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他在家书中无奈地写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
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有的教授提醒他去治印。因为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治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闻一多思考再三，决定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战斗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酬金，他断然拒绝，并将玉石原样退还。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闻一多却分文不取。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可见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闻一多的印作大多收入《闻一多印选》。闻一多的印刀法刚健，疏密有致，有笔有墨，给人以雍容、古朴的美的享受。冯友兰、朱自清、吴晗、华罗庚等都保存有闻一多为他们刻的印，一直视为珍宝。
(摘自2023年2月9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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