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来自于教学过程，很多学生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只要不是复姓的三个字的名字都应该用回文排布？起初不知道这一说法从哪里出来的，有些同学称是老师教的，有的还说出了其根据–来自早期的印学理论，且其理论依据是“名如果是二字，不能拆开，拆名对人不敬……”
孟广梁印
回文是篆刻中比较独特的排布方式，正常四字印文的摆布是：右上、右下、左上、左下，而回文的排布方式则是：右上、左上、左下、右下。回文的排布方式，显然解决了篆刻当中很多难以解决的文字关系，有时还能解决误读的问题。
任昌国印
目前能找到的最早关于“回文”的印论是元代吾丘衍的，其《学古编》之三十五举中第三十三举有这样的论述：“二名（即非复姓三个字的名字）可回文写，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也。单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这段文字看上去并没有问题，因为吾丘衍所说的是“二名可回文写”，而非“二名须回文写”，也就是说，回文只是与正常排文并行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田长卿印
此后，明代大篆刻家何震也在《续学古编》中，再次提到了这一说法，其“二十五举”之二十一举中曰：“名双字，可回文。姓印在右，名在左。名单字者不回文；复姓名不回文；姓某信印是古人封完印，亦不回文。”所述时也是用了可，而非“须”。
王冬可印
倒是明代古玺印的大收藏家甘旸在《印章集说》里，关于回文印的论述，有类似的倾向：“古用回文印者，各有取意，如双名字印当回文，姓在前，名字在后，若一顺写，名之二字必分而为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连之意也。”甘旸没有用“可”字，而是用了“当”字，并做了注解。也许这就是这一说法的源头吧！但细读这段文字，甘旸也并没有否定双名的顺排，“当”应解释为应该，而绝不能解释为“必须”。
王毋害印
与甘旸同时代的徐上达却并不认同他的说法，他的《印法参同》关于“回文印”的论述中说：“回文印，独双名用之，多自右而左，复回右也。亦有自左而右，复回左者。若单名印及杂印，俱宜顺写，无用回文，恐致疑误。亦有双名不用回文者，亦有单名用回文者，总要相字分派，散花成锦，始得章法。”显然，徐将回文表现方式的多样性进一步统计罗列，也没有提出不可拆名的说法。
王毋害印
建国后的印论中，沙孟海的《印学史》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提到“二名不可顺排”。邓散木在其《篆刻学》手稿中提到：“有做姓印某或姓印某某者，为回文印，取双名不可相隔离之意。”此说法当是从甘旸而来。当然，邓散木也提到了回文排布在解决误读方面的用处，如“陆定之”回文不会被误读成“陆定”。
赵当时印
事实上，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篆刻是一门极注重继承的艺术，古来之法向来被尊重。在中国篆刻的第一座高峰–秦汉时代，非复姓三个字的名字始终都是顺排与回文并存的，仅《十钟山房印举》里，顺排的二名印就有近200方。尽管回文排布的印在一些秦汉印谱中占的比重大些，但顺排的并不少见。秦汉时代，人们尚不觉得名被分开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到了明代，甘旸会出现了这样的推论了呢？
邪千秋印（回文印）
甘旸的《甘氏集古印正》收集了秦汉到明代的古印五卷，其中虽伪印颇多，但在当时，也是一部浩瀚巨作。印谱中收录双名印共61方，其中顺排的为24方，回文的37方。尽管回文占了多数，但这样的比例显然不能让甘旸得出二名印必须回文排列的结论。只能说，这是甘旸一厢情愿地对古人利用回文的“附会”吧。在其印谱中，甘旸自制印有59方，其中遇到双名的共15方，他全部采用了回文排布，可见他是自己这一理论的忠实践行者。
张捐之印
这样的“附会”，还是给后世的篆刻家不小的影响的，查阅统计晚清民国的名家印谱，吴昌硕、黄士陵、齐白石、陈巨来诸家在遇到双名印时，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回文排布，查阅这些人的印谱，可以发现，他们还是很习惯于此的。只有少数顺排，明显是因文字需要，如陈巨来刻的顺排“尹赞汤印”若用回文，极难安排。可见，这样的理论在当时还是流行的，但至少当时的人还知道，这不是绝对的。
张君宪印
但这样的“附会”却随着当代篆刻发展中，大家重视实践、轻视理论的状态下，传播越来越走样，竟然被传成了“二名分开不敬，遇之必用回文”的怪论，甚至被很多人接受了，这就不得不说一说了。
陈巨来《王镜舜印》
其实，回文在秦汉时期的应用只是当时的一种流行，什么时候使用回文，应该视印文的文字而定，比如“蒋正龙印”，“蒋”和“龙”笔画较“正”字太多，如果顺排，就会出现印面上面太密，下面太疏的效果，给人头重脚轻之感。这种情况利用回文排布，就变成了很经典的对角线对称很经典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是顺排显得自然不造作。
陈巨来《尹赞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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